“蓝蓝的泉州湾”——历史上泉州的海洋文化
泉州地处东南沿海，是闽南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历史上闻名的东方贸易大港，在我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南朝史籍中开始有泉州与国外的往来记载，唐代后期泉州已经成了我国南方对外通商的重要港口之一。五代时期，先后治理泉州的王延彬、留从效和陈洪进等，采取发展海外贸易的政策，促进了泉州海外交通的发展。北宋时泉州港的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南宋初年已经与广州并驾齐驱。元代的泉州港进入极盛时期，成为与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贸易大港。明清两代，由于元朝末年的兵乱影响和倭寇、西方殖民者的侵扰，加上国内专制政府实行禁海政策，泉州的海外交通贸易逐渐走向了衰落，商人们只能求诸走私通商的途径，趁机将“船舶转口而之安海港者”，从而有安平商人这一私商集团活跃在明清港口贸易历史上。明朝政府规定泉州只通琉球，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市舶司从泉州迁往福州，标志着泉州从一个国际性贸易大港下降为地方性港口。泉州人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开辟航海贸易，进行多元文化交流，养成沿海的生产方式与风俗习惯，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海洋文化。总体而言，泉州的海洋文化起缘于古闽越族“习于水斗，便于用舟”的海洋习性，发展于唐五代时期兴起的海外贸易浪潮中，其后在与海外频繁而广泛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中，逐渐形成海洋文化的社会生活特色，宋元时期的泉州已经成为中国少有的海洋文化核心区域之一。
一、海外交通区域的广泛
泉州的对外关系是一个逐渐扩展的过程，泉州港衰弱后，周边的安平、蚶江等各港口据地利之便继续发挥港口贸易的作用。在唐代以前，其通往对象只局限于夷洲和一些国内港口，还没有大规模的海外航行记载。唐代，泉州已经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之一，出现“船到城添外国人”的繁荣景象，它和扬州、广州、交州（今越南河内）并称为四大贸易港口。宋元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外国商船云集于此，泉州确立了其国际大港的地位，成为一个诸“蕃”荟萃之地，大量蕃商聚集在此，蕃汉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其时来泉州的蕃客主要是来自阿拉伯、东南亚与南亚国家的商人，他们在频繁的贸易活动中不可避免侨居泉州的时候，于是或杂处民间，或相与比居，出现了蕃客的聚居地“蕃坊”，并在长期的衍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外侨社区。
侨居泉州的蕃客中阿拉伯人占有很大比重，他们大都信奉伊斯兰教。其时前往中国贸易与传教的阿拉伯人主要由波斯湾沿海，经马六甲和北部湾抵达广州，或直接在泉州登陆，也有的继续北上，由江西梅岭等通道，循长江至下游各沿江城镇，再沿运河达京城。最迟八世纪以后，已经能够省去在闽粤的陆上中转，直接从海上驶入长江口，然而这还是少数。根据明代何乔远《闽书·方域志》记载：“吗喊叭德圣人……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此山。然则二人唐时人也”，其葬身地也即今天泉州东门外的“圣墓”。1965年，在泉州郊区出土的一方古体阿拉伯文墓碑石，初步辨认，其含义为“这是侯赛因·本·穆罕默德·色拉退的坟墓。真主赐福他。亡于回历二十九年，三月……”回历二十九年为我国唐朝贞观二十三年（649年）。
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与割据，宋代泉州迎来了它的兴盛发展时期，其繁荣的海外贸易主要表现在通商区域的广泛上。从赵汝适的著述《诸蕃志》可见当时泉州对外贸易的地区不仅限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国家，已经达到了非洲东部的一些国家。赵汝适曾任福建路市舶提举，他任泉州市舶司提举期间，勤办舶务，广泛咨询中外商人有关各国的风土人情，在翻阅大量域外诸国文牍的基础上，著成《诸蕃志》。该书分上、下两卷，卷上《志国》，卷下《志物》，共45篇。其中《志国》记录与泉州港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远达非洲东北岸，计有58个。书中分条记叙海外诸国方位、山川、途程、风土、物产等，凡记载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航线距离、日程、方位，多以泉州港为基准。如《占城国》条云：“自泉州至本国，顺风舟行二十余日程。”《闍婆国》条云：自泉州“以冬月发船，盖藉北风之便，顺风昼夜行月余可到。”《大食国》条云：“自泉州发船，四十余日至藍里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方至其国。”
元代旅行家汪大渊在元顺帝年间曾二度搭乘刺桐港海舶浮海至南洋诸地远航，归来后于至正九年（1349）整理航海日记，撰写《岛夷志略》，记载所历各地的疆域、土产、风土人情以及经泉州港出口的商品，还有泉州人到海外经商，外国人到泉州文身等情况。对照前代，“海上丝绸之路”大有发展，尤以与中南半岛、东印度群岛及南亚次大陆的交通为突出。在印度洋西部，阿拔斯王朝灭亡后在埃及先后建立的阿尤布王朝与马木路克王朝，积极经营过境贸易，此时泉州的国际商贸西路也移至埃及、红海一线。处于阿拉伯海与红海联结点的亚丁（哩伽塔）勃兴，成为泉州港船队的重要寄碇点，由此向北深入红海西岸的库赛尔（阿思里），向南直抵马达加斯加岛对岸的克利马内（加捋门里），把中国古代帆船在东非沿岸的寄碇点推进到最南端。 二、宗教的多元性
海洋文化在历史形态上表现出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典型特征。作为一个早期开放的对外贸易港口，泉州鼓励外商定居，容许各种外来宗教并存。除了佛教、道教与本土的民间信仰外，各方教士也随商人拥入泉州建寺传教，相继传入的外来宗教有伊斯兰教、婆罗门教、天主教（包括景教）、摩尼教等，泉州因此有“宗教博物馆”之称。当地人民对各种宗教持兼容并包的态度，对各种宗教的区分并不那么严格，往往把佛教、道教的祀神同视为中国的“佛”，而把婆罗门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的称为“蕃佛”。
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商人的贸易活动而传至泉州。元朝，泉州的“礼拜寺增为六、七”，有遗物可考的也有三座。现在所知较早的一座是圣友寺，建于回历四百年（公元1009—1010年），并在回历七百一十年（1310—1311年）进行修葺。其次是现在涂门街的清净寺，创建于南宋绍兴元年（1311年），创建者是随商舶来泉州的撒那威人纳之卜·穆滋喜鲁丁，元朝至正九年重修。其门楼建筑是中世纪阿拉伯世界所普遍流行的伊斯兰教寺院建筑形式。尚存的礼拜寺门楼，甬道和礼拜殿的部分建筑至今仍引人注目，是泉州的重要名胜之一。元明之际，泉州兴起排斥蒙古、色目等外族人的风潮，阿拉伯穆斯林纷纷外逃，晋江陈棣、惠安百崎等地因之成为颇有特色的回族聚居地。
天主教于唐代初期传入中国。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记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天主教的聂斯托利派从中亚传教至中国，当时称为景教，并在元朝时期得到元廷政府的大力支持而得以盛行。1293年，受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的孟高维诺取道海路来到中国，此后被任命为大都大主教与全东方之总主教，据其时的文献记述，泉州先后有三任主教，至少有两三座罗马天主教教堂。泉州的罗马天主教教堂现在已经无遗迹可寻，但是泉州陆续出土有基督教教徒石棺和墓碑石墓顶数件，上刻十字架、天使、莲花以及各种花纹图案，碑石上还有古叙利亚文字或拉丁、巴思巴文字，这些遗物成为元代基督教曾经在泉州活跃的最好证据。
婆罗门教是印度教的前身，它随着印度人的活动经过海道传播到爪哇群岛，竟至泉州。泉州临漳门外有一处罕见的石笋遗址，高3米余，底部直径1.26米，是为印度的“林加”（男性生殖器）崇拜遗迹。至今在泉州发现的印度教神像、石柱和各种石刻，已达多方，各种石刻包括神祇造像、石龛、石柱、柱头、柱础、门框等，且都雕有印度宗教故事。其中有“磨盘”形石龛，有的刻“磨盘”和大象，有的刻“磨盘”和母牛，比较突出的有现存于泉州海交馆的印度教善神毗湿奴的单体立身造像，以及开元寺大殿后檐的十六角形辉绿岩石柱。元代，泉州城南建有一座印度教寺院“蕃佛寺”，毁于元末兵乱，根据陆续发现的遗物可以断定，“蕃佛寺”颇具规模。确凿的实物可以肯定，印度教在泉州广为传播，因而才有一座或数座印度教寺的兴建。
摩尼教是三世纪在巴比伦兴起的世界性宗教，唐高宗、武后时传入中国，流行的地区以西北、华北地区为主，在福建、浙江沿海地区，因与波斯等国有海路交往，摩尼教也有一定势力。据《闽书·方域志》云，唐代“有呼禄法师（摩尼教对僧侣称呼）者，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宋代，摩尼教因与其他宗教结合而汉化为明教，元朝统治者允许明教信徒在传统的聚居地区造庵奉祀。泉州设有“管领江南诸明教、秦教等”的管领，晋江有明教徒公开活动，在罗山苏内村建有草庵，至元五年（1339年）有谢店“信士陈真泽立寺”，舍资摩尼光佛石像。 三、风俗的海洋性
泉州的桥梁架筑，在唐代及其前朝以木桥为主。但木桥难以适应本地区多雨、湿润、多台风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故建桥材料逐渐易木为石。泉州的石桥构筑以宋代为盛，见载于清乾隆《泉州府志》的达110座之多，这与当时泉州海外贸易的兴盛有关。
自然环境的不同，是风味名吃形成的主要外因。泉州地处山海之会，食料种类丰富，既有山珍，又有海味，自古以来，泉州人即以“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为摄食原则，在长期的饮食实践中，创造出不少名闻全国的风味名吃。泉州饮食文化中的绝大部分都跟海洋挂钩，仅《晋江市志·风俗志》中所列举的颇具地方特色的菜谱就有许多是与海洋渔业相挂钩：桂花蟹肉、珍珠蚝煎、通心河鳗、油焗红蟳、汤煮鱼丸、清蒸鲈鱼、快炒红虾等。有的归侨、侨眷家庭也时常烹饪和饮食海外的一些菜肴，如“印尼菜”、“越南菜”、“泰国菜”等，这从一个侧面使我们感受到泉州饮食文化的兼容性。
泉州城南有聚宝街，是当年海交与贸易繁盛时期外国番货麋集之地，其名沿用至今。当时出入口货物，经常集中于晋江北岸的聚宝街，故有“番货远物，异宝珍玩，恒集于此”之说。来泉贸易的蕃舶，常循潮由后渚港经浔埔、法石而至顺济桥下码头停泊，然后又在车轿头卸货，就近到聚宝街交易，时间一久，便形成蕃货集散之地。城南一带是中外船商的贸易区，也成为外来人员的聚集地，宋元时期泉州市舶司设在今水门巷的水仙门内，在今中山南路西侧马板巷南面的舶司库巷设有仓库。涂门街在宋元时期曾被别称为“半蒲街”，原因是街的中段有宋代建筑的清净寺，来泉经商、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聚居在该寺附近，其中很多回民姓蒲，故名。
海外经商已成为泉州民间谋生的一种习惯，尤其是明清时期，在人稠地少的谋生压力下，又迫于政府的海禁政策，经商传统浓厚的泉州人在这种内外不得方便沟通的情境下只能求诸走私的途径，移居海外成为一个日渐明显的现象，“避地往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若尤多”。泉州人称外国人侨居泉州者为“蕃客”，外国女人为“蕃婆”，后来也把出国定居的泉州人称为“蕃客”，他们的孩子叫“半南蕃”。出国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谋生行为，因此泉州人认为女子“第一好过（嫁）蕃（南洋）”，“第二好过（嫁）台湾”，可见出洋经商是泉州人的一种所好。
四、文化中的反传统性
泉州地方文化受其特定的地理环境的熏陶，由闽越文化、中原文化和多种外来文化经过漫长的交流、碰撞、融合和积淀，在长期与海外接触的历史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建构和思想特征，其人文环境养成了以包容、创新为特色的海洋文化气息，历来以“高见卓识，摆脱羁绊”的风骨独立于中国传统社会，泉州文化中出现了一些与封建主义不一致的反传统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舍弃重农轻商的传统思想，往海外寻求谋生之道。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的基本经济政策，泉州人在地少人稠的生存环境下，能够审时度势，抛弃传统农耕思想，“寄命于商”，重商精神成为泉州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除了具有出洋经商的文化特质外，泉商在强烈的商业竞争中，以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强烈的竞争意识成为富有的大商人集体。何乔远在《闽书》中称赞泉州的纺织工匠“百工技艺不能为天下先，敏而善仿，北土缇缣，西夷之毳罽莫不能成”。很多学者注意到泉州文化中浓厚的重商气息，倡称其为“商工文化”
第二，泉州妇女经商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少有的现象。明人李光缙在其重商思想的代表作中《景壁集》中，不仅高度评价商人的商业活动，还提到在泉州通过经商致富的两个妇女，“吾平居尝怪太史公不列贞妇传，而但附巴蜀妇清于《货殖传》中，……一妇人能用财致富，遂有以名闻”。他称赞泉州从商妇人为“女中名流”，把这两个妇女与古代的采矿致富的寡妇清和汉代卓文君卖酒相比，对她们作出了较高的评价。
第三，李贽是著名的反封建思想家。李贽家族祖籍河南，元末南迁泉州后从商，是当地著名的商人世家。李贽阅识广泛，学问渊博，著作宏富，除《焚书》、《藏书》外，尚有《续焚书》、《续藏书》、《史纲评要》、《世说新语补》，以及一大批评论《水浒传》等文学艺术作品的论著等等。李贽复杂而充满矛盾的思想显得非儒非道非释、亦儒亦道亦释，他提出了疑经、非儒、反孔等各种观点，处处渗透着“叛逆”精神和“异端”思想，闪烁出市民意识的光华。李贽生长于明末特定的历史时期，泉州独特的文化地理环境和他特殊的商人家族背景，与他一生性情怪僻，厌恶管束；同情商人，主张“功利”；不满封建专制，提倡个性解放，显然有着密切关系。
泉州人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接近海洋，发展海外贸易，不仅熔炼了海纳百川的宽厚情怀，也培养出了远洋经商的文化特质。独特的海洋文化孕育了泉州社会反传统的多元文化因素，这反过来对泉州海外交通与经济贸易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但明清时期，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泉州同亚非国家繁荣的交通贸易大范围收缩，只有民间的走私活动勉强维持，泉州港的极盛时代自此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