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浙江省委党校组织力量编写的五卷本的专门研究“浙江现象”和“浙江经验”的丛书，阅后有些感触，在此略谈初浅之见，权作抛砖引玉。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发展成为经济规模总量位居全国第四的“经济大省”，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浙江特色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浙江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浙江现象”？有民营经济相对发达的因素，有经济结构以“轻、小、集”为主的因素，有市场化先发的因素，还有民间资本极为雄厚等种种因素，但最深层次的、影响力最持久的是文化因素。历史上，浙江区域兼有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征，锻造了浙江人民励志图强、勤劳刻苦、兼容并蓄、勇于创新的文化精神，改革开放以后，浙江这种文化精神就表现得更为显著，并且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重于经商、不辞辛劳的创业文化
浙江是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吴越文化具有浓厚的工商文化传统，吴越文化自春秋战国范蠡大夫弃政从商以来，就形成了蓬勃的尚利文化。“工商皆本”的思想在浙江从古到今一以贯之。浙江古代许多思想家大多倡导义利并重，注重工商，这不仅在中国文化中独树一帜，而且也深深地影响着浙江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成为浙江思想文化的重要源泉。如宋代“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提出“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提出“通商惠工，经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明末大思想家黄宗羲第一次明确提出“工商皆本”， 主张农商相补，反对义利两分。重商的文化传统对于浙江人民善于经营、开拓市场、有效进行商贸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宁波、温州、绍兴等地成为工商发达的商港、商埠。重商的文化氛围孕育了浙江人民善于开拓、不辞辛劳的“六千精神”，即“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遍及千家万户，产品千变万化”。重商的文化氛围也孕育了浙江规模庞大的民营经济和队伍庞大的企业家群体。正如企业观察家杨轶清评价：“浙商的厉害，主要不是叱咤风云的名人大家，而是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庞大的群体阵容。浙商是当今中国人气最旺的财富军团，人数之众，比例之高，分布之广，行业之宽，都在全国首屈一指”。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这种强烈的创业精神和庞大的创业队伍极大推动了浙江经济的蓬勃发展。
二是包容万物、敢于开拓的开放文化
“山海并利”的地理优势使浙江兼具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长处，因此浙江文化既表现出山的韧劲，又显示出海的胸襟，浙江人既吃苦耐劳、敢于拼博，又包容万物、敢于开拓。同时，人多地少的省情，使浙江人为开拓生存空间不断向外发展，最具典型的就是温州。温州山多田少，资源严重不足的实际促使温州人不断向海洋拓展发展空间，从而塑造了开放、包容、冒险的海洋文化，形成了敢为人先，冒险拼博的温州精神。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仅在国内各地经商办企业的温州人就有300多万（在海外有100多万人）。难怪温州人被视为“中国的犹太人”。就是这种包容万物的胸襟，吸引了全世界的客商到浙江投资兴业，在与世界多元文化互相激荡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完善发展了浙江的开放文化。也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开放文化，使浙江商人的足迹遍及全世界，并编织了遍及全球的产品销售网络，促成了傲然世界的“浙江现象”。
三是务实求真、与时俱进的创新文化
浙江经济是“三无”起步，“五低”起飞——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起点低，知名度低，文化程度低，企业组织形式低，产业层次也低。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像这样的发展模式是难以立足于经济之林的。然而事实证明刚好相反，浙商却比一些跨国公司效率更高、效果更好。这充分体现了浙商“务实”的一面。在浙商看来，企业组织无所谓优劣，产业层次也没有高下之分，关键看匹配。并不是浙江经济的“低级与落后”成就了浙商的繁荣，只是浙商的务实精神，使他们起步之初更了解这个新兴市场的水土和脉搏，更贴近中国市场和国情。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经济转型升级的加速，浙商又展现出“不断创新”的一面，根本不要担心浙商会被边缘化，因为当“做大做高”的外部条件最佳时，浙商这一“市场动物”会在内外合力下选择“高”和“大”，从而与周围的市场环境继续保持匹配。例如宁波从“奉帮裁缝”起步，打造了雅戈尔、衫衫等一系列著名服饰品牌；诸暨从淡水养殖开拓形成颇具规模的珍珠市场等等。义乌的“中国小商品市场”、绍兴的中国轻纺城、永康的中国五金城、海宁的皮革城、象山的“中国水产城”，都是浙商敏锐捕捉市场商机，与时俱进兴办的各类市场，从很小的产品开始，发展成为全国有影响的专业生产基地和专业市场，并走出了一条“市场带动产业”之路，将市场优势与产业优势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有效地带动了当地相关产业和中小企业集群的迅猛发展，形成了非常响亮的特色产业，或者是块状经济，提升了区域核心竞争力。
浙江经济的活跃源于人的活跃。浙江人“既精明，又通达；既聪明，又实干；既活络，又严谨；既敢于冒风险，又严于律己；既追求新知，尽得风气之先，又严守传统，善于掌握火候，把握时机”。浙江区域文化及其熏陶下的浙江人是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重要资源，是浙江民营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浙江精神是兰溪人非常值得学习的精神。反观兰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我们在创业文化、开放文化、创新文化等方面与浙江整体相比还有差距，甚至存在“去浙江化”的现象。比如在创业方面，兰溪素有“鱼米之乡”之称，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兰溪人安于本土，这种“安土”观念成为兰溪人外出闯荡、艰苦创业的一个重要障碍；另一方面，“成也萧何败萧何”，计划经济的繁荣，造就了兰溪人等、靠、要、小富即安的思想，不少民众现在还存在着浓厚的“单位情结”，只想就业，害怕创业，只想到单位上班，不敢自己做老板。在开放文化方面，从群体而言，灵洞人是兰溪开放文化的先行者，他们有“跳出水泥求发展、跳出兰溪拓市场”的全球视野和冒险勇气，他们敢于走出兰溪到全国各地去办水泥厂，敢于走出国门去国外办水泥厂。但兰溪总体而言，像灵洞人这种敢于开拓、开放图强的群体太少，跳出兰溪求发展、吸收外来先进思想和做法促进兰溪发展的全民意识还不够浓厚。在创新文化方面，兰溪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节拍相比，显得滞后。当永康从制作滑轮车转型为发展电动车、新能源车等新兴产业的时候，我们的经济结构还是停留在原有框架，以冶金为主的“孤岛性” 产业结构并没有根本性转型，以兰溪特色产业为核心竞争力、长产业链、遍及千家万户的块状经济或产业集群还远远没有形成。兰溪企业家和民众的创新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开发。兰溪要奋起直追、再创辉煌，必须向浙江其他地方看齐，形成创业、创新、开放的文化氛围，变安贫为求富、变守摊为开拓、变安逸为拼博、变求助为自强、变保守为争先，在实践中创业创新、开放图强，在全社会营造人人谋发展，上下齐创业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