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是从三国吴设立东安县开始的，治所在今南安市东的丰州，分管闽南之地。晋改为晋安县，梁增梁安郡，治晋安。陈改梁安郡为南安，隋废郡，“陈立为南安县，因县南安，江取以为名。”{1}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晋室东迁，“洛阳倾复，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永嘉二年（308）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2}由于大量晋人南迁，沿南安江而居，南安江由此改名晋江。唐开元六年（718）析南安东南地，“以其地临晋江，故取为名。”{3}置晋江县。
晋江的行政区域，因形势发展需要而几经变迁。北宋兴国六年（981），析晋江县东乡十六里建惠安县。1951年前的晋江县，包括泉州市（即现鲤城区）；1951年实行县、市分治；70年代初又把罗溪、马甲、河市划归泉州市。1988年10月又划出石狮市，1992年3月6日撤县设市，称晋江市。因此，本文不能不涉及不同时期的大晋江的范围。
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地域性，因此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而每个地区的文化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各自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晋江文化既是闽南区域的一种文化，又是闽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蕴涵着中华文化的历史内涵，也具有与自身的人文因素和地理环境相融合的明显区域文化色彩。研究晋江文化的历史特点，对于探讨、建设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晋江文化与闽南文化同是多源一体的东西，它的主体当然是中原南下的汉文化；此外，还含有曾经生息繁衍于此的闽越族文化；以及从海洋上传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及东南亚侨居地的土著文化，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混合型的晋江文化。它具体包括：
一
晋江社会是源之于中原的移民社会，其中95%以上的居民，是不同历史时期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迁徙而来的，中原文化自然成为晋江社会建构的基础和发展的主导。自永嘉以后直至两宋，因北方战乱等原因，而不断南徙入闽的中原汉族移民，随同移民携带而来的中原汉族文化，也成为晋江社会建构的文化基础。
晋江文化脱胎于中原农耕文化，而农耕文化一般来说是很难摆脱对于土地的依恋，安土重迁，归于现状、因循守旧是其常有特性。晋江文化之所以在这方面变换出极有自己特色的特性，与历史上的移民传统和海洋文化的长期陶冶密切相关。
移民是个艰难创业的过程，在古代原始的交通条件之下，长途跋涉对人的体力、意志无不是严峻的考验。因此可以说，移民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群精神状态的陶冶过程。经历的迁徙旅途越长，所到地方越多，该群体的创业精神就越突出，而狭隘的乡土观念、地域观念和保守思想就摒弃得越彻底。进入晋江地区的移民，可以说，它的经历的艰难险阻和创业经验相对更多，他们的进取精神也就更为突出，并且更加引起重视而易于世代相传。
二
据有关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闽南地区就有原始民族先民在此聚居。春秋战国时期，闽越族人便在此托荒耕耘，繁衍生息，播下了闽越文化。秦汉之际，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在秦末曾率部参加反秦的战争，“从诸侯灭秦”。随后，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无诸、摇率越人佐汉”于是汉高祖统一天下后，“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闽越王郢之弟东越王余善反。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汉兵攻打东越，杀余善，“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4}这应是史有记载的闽地原住民首次大规模北上中原。事实上闽越国灭亡后，其族民并没有随之消失。从汉武帝开始，经过1300多年的武力征服，民族迁徙，以及汉文化熏陶，到宋代以后，福建境内的闽越族后裔才逐渐被融入并同化于南下的汉民族之中，从而形成今日的福建人民。
同其他民族一样，闽越族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20世纪60年代，泉州考古工作中曾在晋江流域发现多达77处印纹陶文化遗址，它是与昙石山同属一个文化系统，故晋江流域古代住民为闽越人。因此，在思想意识、社会习俗等文化方面，也保留了不少古越遗风。
三
晋江地区是全国著名的侨乡，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东临台湾海峡，相距137海里，西邻南安县，北与泉州市区隔江相望，南渡围头澳即是金门岛，相距5.61海里。区域海岸线长152公里，布有大大小小的港湾14个，岛礁147个。由于其土地贫瘠，老百姓大多以海为家，以海为生。据福建有关档案记载，明中叶以后，晋江一带贫乏的自然资源已严重不足供养当地人民，“闽地瘠民贫，生计半资于海，漳泉尤甚。故扬帆蔽海，上及浙直，下及两粤，贸迁化居，惟海是藉。”{5}又加上土地资源大都为士大夫所占有，而农民少有土地，农民生活极为困难。据志书记载：“郡（指福建）多士大夫，其士大夫又多田产。民有产者无几乎，而徭役则尽夷之民。”{6}不但官僚地主占据了大量土地，大量寺院又强占了许多耕地。时“天下僧田之多，福建之最，而福建又以泉州为最，多者数千亩，少者不下数百。”{7}当时有人称泉州府“寸土如寸金之贵。”另外，由于气候的原因，自然灾害频仍，许多年份出现过春夏不雨、田圻龟文、野草自焚，人民饥饿辗转于沟壑，流殍乞丐于道旁，有父子不相顾，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面对着贫瘠的土地、变幻莫测的自然灾害，沿海一带的渔民，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蓝色的海洋。正如《泉南歌》所说：“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夷域。”{8}深海捕捞、近海养殖、远洋运输、海洋贸易等，成为晋江沿海人民世世代代以海为生而奋斗不息的海洋文化。
由于晋江为濒海地区，开启了当地人走向大海之门。到了宋代，濒海百姓就有不少人漂泊海外，大大推动了这一地区经济迅猛的发展，因此王十朋就称这地区是“大商航海蹈万死。”{9}地方志也描写地区风俗：“濒海之民———射赢牟利。转货四方，罟师估人高帆健橹，疾榜击汰，出没于雾涛风浪中，习而安之不惧也。”{10}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贸易大港和海外移民的主要迁出地。
这种蹈险犯难的海洋文化精神，对晋江文化性格产生了深远影响。黑格尔说：“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持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为的有限的圈子。”{11}正是海上商业活动的魅力和挑战，使晋江人避免土地对他们眼界和思维的局限，从而使他们先辈的移民创业精神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和内涵，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山海兼备的区域文化。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信心、有决心以海为生
“文化来自自然，又区别于自然”；“文化是人的生存样态，是人的生存环境。”{12}也就是说，文化必须立足于对环境及其观念的改造。海洋文化则具体体现为向海洋发展，开发海洋资源，走向世界。晋江地区本身幅员不大，又属丘陵地带，除了沿海地势较为平坦外，大部分为起伏不平的山丘，可耕地不多，且土壤贫瘠。为了生存，在创业过程中，晋江人首先考虑的是“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显示出甘冒风涛之险，向海洋追求财富，置生死于度外的冒险精神。晋江文献就记载当时出海情景“高帆健橹，疾榜击汰，出没于雾涛风浪之中……趋利之多，自昔为然。”{13}长期流行闽南的口头语“爱拼才会赢”，也道出这种精神的心声。征服海洋是他们生活的追求，生存的依赖。正是在这种与生命抗争中，晋江人养成冒险剽悍的性格，即使明代实行“海禁”，他们也敢冒险出海从事海上私人贸易，“舍死趋之如鹜”。晋江安海曾成为当时福建省最大私人海上贸易商港，当代的石狮市也曾被扣上“资本主义复辟”帽子的危险而发展起来的。明人冯漳在《通番舶议》中曾说：“泉漳风俗，惟利通番，今虽重处以充军、处死之条，尚犹结党成风，造船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14}
（二）永无休止的开拓精神
勇于开拓，敢于创新，这也是晋江文化观念体系中较突出的特征之一。所谓“敢为天下先”，正是这一精神特质的基本体现。在日显狭窄的地盘中通过农耕获取家庭生存所必需的资料显得愈来愈难。这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不断开拓创新，寻求新的生存资料，成为晋江人一种必然的选择。谁都知道，晋江人好奇好强好胜好面子，什么东西都要比一比，什么事都务求最好，止于至善，输人不输阵，人无我要有，人有我要优。消费想名牌，办厂想做大，千方百计高人一等。事实证明，当代晋江人只要是认准了的，就勇敢地闯、坚决地试、执着地干，九头牛也拖不回来。哪怕出了差错，受到挫折，摔倒了，也决不退却，而是总结经验，调整策略，过去失败了权当交了“学费”，现东山再起，不获全胜，决不能退却。
（三）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
勇于拼搏是晋江文化中最为突出的精神特质之一，“敢拼爱赢”，正是这一精神的高度概括，也是晋江人历来引以自豪的一种传统价值观。晋江海岸线长，面临许多良港，必须以海为家。海上作业与海外的生涯，意味着与大海的大风大浪展开恶战，经受生死的搏斗，靠的是勇气与意志。我国海洋学者沈福伟教授曾说到：“在奋发图强和富有冒险精神的航海家面前，海洋非但没有成为人类文明滋生和繁衍的障碍，反而成了人类努力征服的对象，变海洋为远胜陆路的通途”；“人类文明史既是科学征服愚昧、理想战胜野蛮的历史，也是人类向未知的世界进军、向苍茫大海挑战的历史。”{15}晋江人较少安土重迁的观念，勇于外侨居，闯荡世界。宋元以后，尤其是近代以来，诸多的晋江人凭微薄本钱，或“空手白脚”、“一双手，五粒纽”，往海外贸生，艰苦创业。“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要敢赚，也敢蚀”、“输人不输阵”等，这就是晋江地区拼搏进取精神的生动注脚。
（四）兼容与兼济并举的意识
海洋是浩瀚博大的，容纳了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元素。而作为从事海上活动，经历海洋磨练的人们，他们以战胜大海恶浪保存性命为共同心愿。在此境遇下团结奋斗，充溢他们宽容坦荡的胸怀，产生了兼容并蓄的新特质，展现出区域文化的新貌，显示了不同文化的辐射与融合。例如：泉州至今还保留着灵山圣墓、清净寺、宗教石刻等大量文物，其种类之多、艺术成就之高、文化内涵之深厚，为世界宗教史所罕见。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谈到福建文化时曾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海上交通的发达，固然刺激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从域外传来的多种宗教与中国固有的宗教，也都在闽地落户。多种宗教并没有因其教义、教规和仪式的不同，而互相冲突；相反，在被称为‘宗教博物馆’的闽地相容并存。”{16}从上面情况可以看出，晋江文化正是在多种文化自然结合，从而不仅使文化的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而且使文化充满活力，特质更为鲜明。
最后是兼济精神。“达则兼济天下”，这也是晋江文化中较为突出的一种观念。由于晋江滨海地区，“地瘠人稠”，无论是求生生存或求发展，都必须靠周围人相互扶持，这就决定必须互相扶助。晋江人的足迹几乎遍及世界各国，其中以东南亚为最。在海外有比现在全县人口总数91万还要多的110多万的晋江籍华侨和华人；在国内有占全县总人口数70%以上的侨眷和侨属，因此成为全国著名侨乡之一。在海外，稍有粒积，即汇寄“批银”建屋置业。一旦发迹，更是不忘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建设，更由此扩展报效社会、报效国家。例如：晋江金井石圳村发挥优势，充分利用和运用侨资。除引进侨资发展近百家企业外，还发挥华侨热爱家乡事业，捐资1000多万。采取先急后缓逐步解决办法，大部分投资文教事业，小部分解决村中电厂、医疗、村路、公厕等服务行业。
综上可看，晋江自唐开元六年（718）置县后，随着形势发展需要，而几经变迁。直到1988年划出石狮市后，才基本确定今天市界的范围。
晋江地处福建东南，海岸线长，有不少良港和岛礁。除沿海地势较为平坦外，大部分为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地瘠人稠，为了新的生存，必须改变农耕社会，面向海洋，以海为生，以海为家。在创业过程中，他们有信心、有决心，勇于拼搏，从海上养殖、造船、运输到海上贸易，走出大海之门，向海内外各地发展，接受各地不同文化，丰富了自己。稍有出息，就向社会反馈，为社会各项建设，作出贡献。
晋江人长期走出大海，形成一种独特的山海兼备的区域文化，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机遇期，处在新一轮创业热潮之中的晋江人，有责任也有义务，自觉主动地把它发扬光大，促使他发生深刻嬗变，成为推动海峡西岸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力量源泉。

注 释：
{1}唐《元和郡县图志》。晋江，是福建第四大江。发源于德化戴云山麓。上有东西溪二源：东溪称桃溪，出永春县；西溪称蓝溪，出安溪县。二溪至南安双溪口合流，是为晋江干流。全长302公里，流域面积5629平方公里，至岱屿入泉州湾。流缓水平，舟楫安行。
{2}乾隆《福州府志》卷七十五《外纪一》。
{3}（13）道光《晋江县志》卷七十二，风俗志，商贾。
{4}《史记·东越列传》。
{5}苏同炳《台湾史研究集》，台北1981年，第19页.
{6}《明史》卷二十三。
{7}陈寿祺《福建通志》卷五十六。
{8}宋谢履《东南歌》。
{9}王十朋《梅溪后集》卷一十七《提举延福祈风途中有作次韵》。
{10}黄任等纂乾隆《泉州府志》卷二，《风俗》。
{11}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版，第135页。
{12}邹齐勇《文化学概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版。
{13}《明经世文编》卷二十八·《冯养虚集》。
{14}沈福伟《发扬中国文化的海洋传统》，载《海交史研究》1989年2月版。
{15}费孝通《在汉民族研究2000年国际学术会议上的讲话》，载《中华文化与海峡西岸汉民族研究》第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16}郑梦星《略论晋江侨乡与侨乡民俗》，载《福建侨乡民俗》1994年12月版。.
（作者单位：泉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泉州师范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