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口大漠弄蜃景 蔚蓝南海嵌明珠
——访深圳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高级经济师郑京生
大漠辽阔，大海浩瀚。它们的壮美令人震撼，令人惊叹。向往大漠，就是向往宽广；向往大海，就是向往博大；向往大漠的人，注定心胸开阔；向往大海的人，也注定豪情万丈。
————题记
“一定要把港口建设好，管理好。” 这是2003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视察盐田港时嘱托的一句话。当时正是全国人民跟“非典”作斗争的时期，总书记不顾个人安危，亲临视察工作，给盐田港人和所有深圳人民带来莫大的鼓舞。盐田港人表示一定要鼓足干劲大干一场，不辜负总书记的期望。
“你们发展的非常快，干得不错！我很高兴。”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同志再次来到盐田港视察，盐田港集团公司董事长郑京生向总理汇报了工作情况，总理听后十分高兴地说了这句赞赏的话。
为什么党中央领导对盐田港的建设如此关注？的确，盐田港这个世界一流的国际大港，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海运航班；又像一座架在海上的金桥，把深圳与世界紧紧地联在一起。这个被誉为“南方明珠”的盐田港，在荒山野岭中迅速崛起。它的发展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和深圳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盐田港作为中国港口的巨轮，在郑京生的驾驭下，早已渐渐地走进了世界港口发展的正常航道，且斩波劈浪，一帆风顺，昂首于世界大港、强港之列。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舵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郑京生作为千千万万改革者中的一员，始终活跃在浪尖上。虽然不断地摔倒，但都坚强地趴了起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正是脚印加脚印的重叠，才有远方和道路；正是水流加水流的歌唱，才有大海的波澜壮阔、气势澎湃。郑京生乘着改革开放的巨轮，终于驶进了南国大海，驶进了鹏湾盐田港。
面对一望无垠的大海，笔者无言；
面对繁忙的盐田海港，笔者感慨；
面对驾驶盐田港的舵手，笔者释然。
是啊！腹有诗书气自华，怀装理想心自高。一块金子，无论放到哪里，都自闪其光；一只雄鹰，无论在哪一处险险峻的山峰，都展翅翱翔。
… …
从来到人间开始，我的命运就是多蹇的，而我的人生又总像一个旅人，步履匆匆走向的地方就是我的归宿。若干年过去了，也不知道是否是失落，望星空，星月无言，但我却深感无悔。打破生活的平静与人生的安逸，便是另一番景致，一种属于年轻人的景致。真庆幸，我还没有老，即使老了又怎样，不是有句话叫老当益壮吗？
——郑京生
时世难料起风云 革命子弟不畏苦
1949年8月的北京，一片锣鼓喧天，人们都在为即将举行的开国大典欢欣鼓舞、奔走呼号，在一家医院里，一位在战争中为革命奔波不休的母亲生下了一个孱弱而又瘦小的婴儿。医生把他放进暖箱抢救，才算活了下来。这不平凡的出生，似乎就昭示了他坎坷的命运。他，叫郑京生。
就在“文革”开场的1966，郑京生的父母就被“造反派”关进了监狱，还有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父母被带走的那一夜，他躺在床上天旋地转般的整整哭了一夜，但是，再绝望的哭声也阻止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革”，阻止不了他失去家庭，阻止不了失去一个十六七岁少年正常生活和学习的权利。失去亲人和家庭的郑京生，只有到社会上去流浪。
疯狂的“文革”运动连孩子也不放过，1968年，郑京生也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抓了起来。在污秽阴暗的牢房，管教员拿了一张报纸命令他念。报纸上大骂了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其中也有他父亲，他拒绝念，拒绝这蓄意的侮辱。于是大棒雨点般打在他身上，把他打翻在地，问他念不念，回答的还是不，“再给我打”。一声令下又是拳脚交加，打完后他被拖进小黑屋，双手被铐了起来。他用脚愤怒地踹门，于是脚也被铐了起来，接着又是一阵暴打。一股股粘稠的液体在地面漫开，那是从他皮开肉绽的身体流出来的血。不久，郑京生那无须有的罪名“升级”，被关到一个代号叫“789”的地方，和他一起被关押的还有两个弟弟。这个所谓的“学习班”班里，关押的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弟。这里实行恣意的人身侮辱和超负荷的强迫劳动。他被关押了三年，身心留下了一处处永难消除的伤痕。
1971年，郑京生揣着自己的户口卡片来到老家内蒙古农村插队。一年后，他被分配到北京第二机床厂当工人。第二年政策好转，北京要找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上大学做典型，后来找到他，他成了北京工业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然而，校园也不是避开政治风暴的港湾。在1976年清明节前夕，怀着对正义的向往和追求，充满着对黑暗势力的不满和抗争，他再也不能在教室里安心学习，整天在天安门广场拍照，抄写诗词，带领群众呼喊怀念周恩来总理的口号。于是，在“四五”夜晚的血腥镇压后，公安局把对他的传讯证送到了学校，是当时的校党委书记秦川同志顶着被撤职的危险，把传讯证扣在自己的抽屉里，才使他免遭又一次的牢狱之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郑京生和几个伙伴去看望出狱不久的王光美同志。王光美问“这些年，你们是怎样过来的？”他答道：“是这样过来的，你们老一辈受过的，我们受过了；你们老一辈没有受过的，我们也替你们受过了。”王光美一听就哭了，一把拿住他的手说：“孩子，别说了，全明白了……”
每当回忆起在北京工业大学的那段日子，他说：“虽然因为参加‘四五’运动而未能入党，还背上了不公正待遇的沉重包袱，但我从没有后悔过。在北工大我除了学到了专业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清楚地看到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清晰地感到了人民的意愿，从而树立起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可以说，北工大是培养我走向成熟的摇篮。”
探求农村改革路 稻香湖里起风波
1982年初，当中国大地上改革春风刮起的最初岁月里，33岁的郑京生从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安排到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乡当了一名公社干部。第二年，他又被调任到最穷困的苏家坨乡任党委书记，为了探索出一条在贫困地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道路，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实践，表现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魄力和勇气。
1983年10月，在苏家坨乡中心中学的大操场上，郑京生主持召开了全乡党员干部大会，代表乡党委、乡政府向全乡人民宣布发展多种经营的四项工程：开发建设稻香湖、开挖2000亩鱼塘、扩建乡重点企业金属厂、在西小营镇修建停车场。从此，一场宏伟的“园土整治”战役在这个穷乡僻壤全面展开。很快，北京第一个由农民集资兴办的天然郊野公园在苏家坨乡建起来了、全市第一家跑马场在这里办起来了、上千亩鱼塘当年开挖当年丰产……
然而，这一切的改革都在艰难中挺进。一个拂晓，郑京生还在睡梦中，突然被一阵狂暴的擂门声惊醒。“稻香湖跑水了，把我们的稻田和房子都淹掉了，你管不管”、“赔偿我们的损失”、“他妈的什么稻香湖，叫它坑人湖算了”。十来个稻香湖边的柏庄村民怒吼着，柏庄村头，半村男女老少都在等着他，他立即去察看了情形。共有200亩秧田和五户村民住宅进了水。他对村民说：“乡里一定负责赔偿损失，但是不应该埋怨稻香湖，稻香湖还要继续建下去……”。“要我们继续跟着倒霉吗？我们为了这个公园让出了地，又拿出大队全年的积蓄盖了饭馆，可稻香湖给了我们什么？”有人打断了他的话。他继续接着说：“我们的生活环境比过去好多了、爽多了吧？我们种稻子和养鱼用的是稻香湖的水吧？我们走的路成了柏油路了吧？我们进城可以在村里坐公共汽车了吧？我们乡政府所在地西小营以前只有几所破房子，现在有了象样的商店、饭馆、露天影剧院、照相馆、理发店、货栈、银行……可以说，没有稻香湖就没有这一切。稻香湖扩大了我们乡对外面的联系，为我们乡的经济发展铺下了路子。请大家把眼光放远一些，稻香湖公园是振兴我们乡的主业，眼下做出点付出，将来会有报酬的，会给我们大家带来更多的好处……”。
风波总算平息了，郑京生的心里却久久无法平息。他刻骨铭心的感受到了农民强烈的现实性，不管这是小生产者固有的保守、狭隘和目光短浅，还是人的正常心态和要求，他都不可以掉以轻心。他必须要在短时间内拿出切实的经济效益来，不仅是为了回答苏家坨乡人民的疑虑，也是为了回答兄弟乡、区甚至市里对这个乡经济改革的争议。接着一个又一个乡镇企业上马了，有的很快见效了，但他还嫌不大不快。1985年，他主持操办了三个轰动京城的大项目，由苏家坨乡牵头，一批城乡青年组成了一支有20辆进口泰脱拉大型载重车的“神鹰运输队”，到西藏去创业；从日本引进第一套快餐厨房车，成立了苏家坨乡哈哈快餐公司；又在乡里建起了一个大型钢管厂。可万万没有想到，由于条件艰苦和复杂，神鹰运输队在西藏陷入了困境；快餐车由于车型过大，被有关部门禁止在市区营业；钢管厂的厂房盖好了、设备装好了、工人培训好了、原材料也准备好了，却由于这个地区电力不足无法开工。一时间陷入到了“神鹰不飞，哈哈不乐，管厂没电，债台高筑”的困境，也成了人们的顺口溜，在这年的年终全区干部会上，郑京生受到了一部分与会者毫不留情的批评：什么“劳民伤财”，“大好喜功”，“搞花架子”，“领导无方”等等言语铺天盖地而来。
当思绪追溯往事，可郑京生比别人更严厉更深刻地批评了自己，并在改革中不断反思。试想，始兴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那场改革开放，原本就无样板可学，本来就在摸索着改革。为了将改革实践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他开始了在苏家坨的艰难时期。那时，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吃上一两顿饭，一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他把年迈的父母、病弱的妻子和幼小的女儿统统“抛弃”了。还因为工作经常失眠，在深夜，当纷繁的思绪紧紧地缠着他难以摆脱的时候，他就从床上爬起来，到稻香湖里去游泳。
经过艰苦努力，因失误造成的困难一个个缓解了。为此，苏家坨乡农村改革所取得的突出成绩，使得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体改办多次到这里来调研，总结郑京生在这里实行改革所取得的点滴经验。一位老革命家悉知情况后，还鼓励郑京生“拓荒不止”。著名书法家、军事家郭化若还给他寄来“苦耕”的赠言，勉励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时4月的稻香湖公园里，虽然草还没有生长，山还没有变绿，可游人却一大群一大群地来了。然而，这个春天还没有过完，意想不到的翻船事故就在稻香湖发生了。那完全是一个意外事故，公园里的游船撞到了一条小舟，致使两个学生落水遇难。出事当晚，遇难者所在班的学生一夜无眠，当第二天传出苏家坨乡的党委书记是高干子弟时，学生们的愤怒一下升级了。学校里贴出了措辞激烈的大字报：“揪出翻船事件的黑后台”，全校学生都罢课了，他们印出几万份传单准备向全国散发，甚至准备抬尸游行。
很快，郑京生接到了通知，海淀区检察院将派人对撞船事故中他的责任问题进行调查，让他在指定的时间接受传讯。最后，海淀区中级人民法院对稻香湖一案的终审判决是：游船驾驶员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公园经理以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同时，海淀区检察院向区政府发出检察建议：根据查证，海淀区副区长兼苏家坨乡党委书记郑京生对这次翻船事故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建议予以纪律处分。
重托乡情踏征程 振兴西部献诚心
1987年年末，为了响应党中央关于“21世纪的未来在大西北”的号召，郑京生由中组部调甘肃省天水市人民政府任副市长。春节刚过，他左手提着装满各种书籍的箱子，右手拖着装有简单衣物的行李包，辞别了故土和亲人，踏上了西去的列车，自愿投身到建设大西北的队伍中去。
火车上，他的耳边再次响起康克清老妈妈临行前对他的寄语“为老区人民办好事”；以及著名画家
1987年5月，在天水市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郑京生被增选为天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面对全市各级领导和全体代表期待的眼神，他郑重地承诺，：“和许多在我之前从四面八方来这里支边，参加三线建设者的心情是一样的。这些先行者热爱天水，无私忘我地投身天水的建设，我要向他们学习。我是北京出生的，北京是我的第一故乡，天水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决不辜负代表们的期望，严格要求自己，发挥我的全部才智，贡献全部心血，为人民、为天水多做好事情。”代表们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
按照市政府分工，郑京生副市长分管的是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外事、旅游、科技、还有麦积山风景区等。他清楚地认识到，虽然自己分管的部门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不能直接为天水增加财政收入，不直接为天水的经济发展出产品、出效益，但却关系到天水的对外影响，反映天水的社会状况、精神面貌，改革的侧面，是天水经济振兴与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他深入县、区、厂矿调查研究，了解天水的历史沿革、社会状况、经济发展以及风土人情等等。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郑京生和天水各级领导、广大志士仁人、社会各界以及天水各企事业单位和部门的同志广泛研究对策，决定向八方个面努力开展工作。一是注重天水经济发展战略研讨工作；二是加速促进天水经济发展的投资环境的改善；三是在发展生产中，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四是适度地对外宣传，在国内外获得应有的“知名度”，从而推动经济协作事业发展；五是加强城市功能、增加以城带乡、城乡互促的“三力”作用；六是在天水脱贫致富的工作中，重视发挥个部门对农村的支持与贡献；七是为在天水建立一个外向型经济体系奠定基础、开拓渠道；八是在个条战线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方针，推进改革，大胆开展工作，勇于实践，不断总结教训，摸索经验。
接下来的工作实践中，郑京生有一个深刻的体会：“为官一任，致富一方”是人民群众的期望，也是作为领导者的心愿，但“政绩”如何还要看当时大小气候，客观环境和分工情况。在今后的工作中，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环境中，只要兢兢业业地尽心尽力，就会给人民群众创造致富的果实，带来振兴的希望。
如何使改革进一步深入，如何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如何使天水在祖国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在西北地区东引西联的发展战略中明晰自己的重要作用。郑京生在天水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各位领导和许多老干部的关心和帮助下，倡导、发动和组织了许多重大的活动。1987年底他首先利用媒体渠道，拍摄了大型文艺联欢晚会《龙城春晓》电视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继而先后播放有关天水的新闻、专题、短片、电视剧等，通过中央电视台，让全国人民了解天水；1988年5月，他首次将《天水风情艺术展》送到北京，获得了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各界知名人士、书画界名流和首都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好评；1988年6月26日，正值龙年，首次在天水举行群众祭奠伏羲的活动，将文化、旅游、宣传等各项活动溶为一体，激发了不少华人华侨寻根探亲、叶落归根的思绪，在国内外获得了较好的影响和效果；1988年11月，首次接待途径天水的国际“丝绸之路”汽车拉力大赛车队，浩浩荡荡的车队，数十万人民群众观看，为天水这座历史古城带来了勃勃生机和活力；1989年6月，在天水成功地举办了《十二方经济区发展战略论证会》，与会专家对十二方经济区发展、天水经济进行了深入的论证和研究。十二方经济区及天水市由此成为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会的重点研究课题，区域经济发展在十二方和天水市得到了进一步的促进；1989年8月20日，天水市成功地举办了首届“中国西部商品交易会”，历时5天，有国内33个城市、地区参加，77个代表团，13000名代表，成交额6.3亿元，社会总收入1550万元，税收上百万，没有花财政一分钱，会风廉洁，为开发西部、振兴西部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西交会”也由此给天水发展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各方面的好处；与“西交会”同时举办的还有首届天水民间艺术节。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天水及天水蕴含的古老文化。从事这些活动的发起、组织、策划、实施的情况，郑京生至今都还记忆犹新。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他和天水的各界群众并肩战斗，身体力行，同心协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在天水市工业经济技术的发展中，郑京生还带领一班人开办了一批新项目：如甘棉厂2万锭申报批复及设备配套；汽修厂与北京合作组装汽车；在甘泉发展了红鳟鱼新产品，继而又在清水县发展罗非鱼；天水电池厂高能隔镍电池高科技产品等。同时，他还承办了市属十余家厂商的外联工作，解决了一批生产、销售、产品开发、技术改造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为了增加城市功能，在城市建设中他还因地制宜兴办了一批文体设施，为天水体育馆、李广墓、天水文物陈列室、姜维故里的修复等工程中作出了许多努力，并使这些项目个个通过了验收。在旅游方面他先后完成了“麦积山风景区仙人湖”工程，推动了麦积山碑林、摩崖石刻建设工作，完成了天水宾馆工程和迎宾路工程建设。对于天水这样一个交通比较闭塞、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信息工程十分重要，为此，他又为天水发展建立了五大网络，即对外宣传网络、与兄弟城市联络网络、与海外联系网络、天水籍在京在沪联络网络和与国务院各部委的联络网络。
在做好分管工作的同时，郑京生心里装着的是天水272万人民，要当272万人民的家不容易啊！那时，他每天满负荷，甚至是超负荷，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仅仅三年多一点的时间。他为天水百姓办的实事就有上百件之多，但他还觉得不够，桩桩件件，还有许多工作等他去完成。
春风浩荡峥嵘日 开荒不息始作牛
郑京生分管的工作中，事务性的工作多、数量大、难度高，情况也比较复杂。在复杂繁重的工作中，他始终牢记列宁关于“不惜从任何一件小事做起”的教诲，在天水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默默地做着自己的工作。他很清楚自己作为一名领导者，仅仅把设想和方案停留在口头、文件、论文和会议上，将一事无成，必须认认真真地操办，完成一批开发项目，促进一批新生事物的兴办，一切从实际出发，实实在在为天水人民多办实事，扎扎实实为天水的老百姓谋利益。
没到天水之前，他对这里一无所知，完全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展开工作后，他开始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了解这里的村村寨寨，接触这里广大的老百姓，和当地的老百姓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和诚挚的友情，还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身份经常出现在人民群众之中。他也享有领导的待遇，有车也有司机，可他始终保持插队时做农民、当工人的朴实作风。吃在食堂，偶尔食堂为他们这位来自首都北京的市长包个饺子，就算是最高待遇了，平常他住的是机关临时房，有时熬夜工作就干脆住办公室，他在市政府上班，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有时还以步代车。
当时，每个城市都有市长接见市民的日子，已经形成了不成文的制度，便于人民群众与政府领导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而天水市还没有形成这样的制度。出于工作需要和人民群众对郑京生的信任，他上任后，逐渐形成了“不挂牌的市长接待日”制度。由于他住在机关，生活、工作都在机关，每天晚上，临闹市街的“318”房间的灯一亮，郑京生不挂牌的市长接待就开始了。有的三三两两，有的一群一伙，每天都得接待三、五批；有认识的，不认识的；有城里的，乡村来的，城乡企业的；有农民、工人、军人、教师、医生等；有谈公事的，上访的；有想来看看的，来聊聊天的……几年来，他的朋友多了起来，而且很喜欢跟农民打交道，并与南河川的小马、太京的老杜头、清水的老吴、石佛的老杨等许多农民兄弟交上了朋友。
来找郑京生的人提出各种问题和要求，要求市长给他们作主或出主意，也有来找他诉苦的。企业没原材料了，天水沙棘又要滞销了，食品厂白糖紧缺了，某个产品不过关了，又与哪个单位签定了什么协议，某厂没钱发工资了，甚至孩子、老人生病了，想请个好大夫都来找他诉说求助。人们来找他解决的大多数是些“老、大、难问题”，特别是在本市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他打电话、写信、发电报去解决。后来，他定下了一条原则：凡是政策允许的，有求必应，尽量去办。不少人都风趣地称他为“信访市长”。
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原中顾委副主任习忡勋同志闻悉郑京生在西北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后，欣然为他题写了“孺子牛”三个字相送，并再次勉励他戒骄戒躁，继续发扬革命传统，保持一名共产党员的情操，为西北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天水的一草一木早已溶入到了他的血液，天水的父老乡亲早已成了他割舍不断的亲人，郑京生在天水工作的几年时间里，他能叫得出名字的人就达千余人之多，熟悉的朋友也是遍及天水各地。在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郑京生看到了西北汉子的淳朴善良，可亲可敬，是他们给了自己勇气、智慧和力量。是的，他从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获得了新的生活，培养了他“改革开拓型”、“全面务实型”的素质和能力。虽然事情早已过去近二十年了，但天水百姓的面孔仍然历历在目：
在滩歌乡，他和农民一起拿起了羊皮鼓，欢庆丰收。
在球场上，他和机关小伙子拼搏争抢。
在张坡村，他盘腿坐在炕头和农民兄弟亲切攀谈。
在苹果园，他和科技人员一起认真研究丰产计划。
在工厂、车间，他与技术人员热切地磋商开发某一新产品。
……
郑京生在本质工作中不断地努力探索和投入脚踏实地的实践活动，先后撰写了二十多篇研究论文，有的发表于各报刊、杂志，有的编辑在各集册和汇编中，也有的成为指导各部门工作的原则、思路和指南。1990年初，汇编了《为使“陇上明珠”更为光彩夺目》的论文专集，收集了他在天水工作中亲自撰写的一批文章，也是为天水经济的早日腾飞，人民早日富裕而奉献的点滴心血。这都是在他繁忙而又紧张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来完成的。每当夜幕来临和假期时间，他便埋头疾书、深沉思索、整理汇编。这是他对天水经济改革和发展所抱的急切心情，他对天水人民如何摆脱贫困迎接未来的思索与追求。
扶贫脱困陇原情 临危复命担重任
1990年8月，也就是郑京生在天水工作了四年后，由于业绩突出，他被上级组织调到省直属部门工作，任甘肃省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兼省扶贫办副主任。即将离开他奋战多年的天水，他有着说不出的感触。从那一刻起，他也知道，自己要更为直接地跟困扰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贫穷作斗争，面临将是454万平方公里、1956万人口的整个甘肃省。虽然责任更坚，担子更重，他还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地上任了。
甘肃省扶贫基金会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社会公益团体，也是甘肃省经济振兴中的新生事物。它的宗旨是：以扶持甘肃省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为目的、积极为国内外、省内外一切热心并致力于甘肃省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繁荣发展的政府、社团、财团、企业、事业单位和志士仁人提供方便，接受他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