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渔村秘史(上海、深圳、青岛、大连)

来源:中国海洋网   发布时间:2018-04-24 10: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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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村套路深,一针就扎心

  以漫长的历史文明长河为尺度,深圳、上海、天津、大连、青岛,是中国城市的“年轻梯队”。正因为这些地名有着极高的曝光度和出镜率。

  很长时间以来,你早已习惯这样的“常识”:

  改革开放前深圳是个小渔村

  近代开埠前上海是个小渔村

  德国人来之前青岛是小渔村

  俄国人建市前大连是小渔村

  这些描述并非来自野史谣言,因为官员、记者、学者等“权威人士”,也频频不假思索地认可并使用用这样的说法。

  敢情,今天沿海这些明星城市,过去果真都是打渔的村儿吗?

  深圳

  改革开放前是渔村吗?

  NO!

  老县城1600多岁!新县城升级成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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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河两岸卫星遥感图

  提起深圳,人们一定会想到南海边的那个圈儿。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画出的圈,圈起了深圳经济特区,也就是深圳市的行政区域。传奇的地方,总能诞生传奇的段子。回顾深圳的发展之路,我们常常被这样的话所萦绕:“小渔村变特区”。

  改革开放将近40年,广大专家媒体以及人民群众似乎对这个“常识”深信不疑。

  渔村说的始作俑者已经无法考证清楚了,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当我在课堂上听说深圳这个名词的时候,这座传奇之城,已经跟“渔村”撇不开关系了。

  我曾天真地以为,“深圳过去是个渔村”只是个别人的煽情,是乌合之众的不严谨描。而事实是:专业的媒体、权威的专家、正式的文书,都对“渔村说”津津乐道。不仅外地对深圳如此认知,部分深圳媒体也认同这一说法。

  首先出场的是两大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系媒体。

  “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繁华特区,深圳的巨变,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伟大成就的一个缩影。”(徐蕾 《深圳:小渔村创造大奇迹》,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8年12月2日 ,第03 版)

  深圳原本是南中国的一个小渔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奇迹,一跃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杨世国、程全兵《深圳:“创新之城”是如何炼成的》,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5年04月15日, 第 07 版)

  “三十多年弹指一挥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深圳由小渔村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世人见证了无数‘深圳故事'、'深圳速度'、'深圳奇迹'……”(盛卉 等《时隔5年,深圳再上人民日报头条反映了什么?》人民网-时政频道,2015年06月19日)

  “37年前,位于华南的深圳经济特区,从昔日小渔村起步,发展成繁华都市,引领着珠三角经济增长极崛起,成为中国开启国门走向开放的重要标志。”(霍小光 等《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新华社2017年4月13日关于雄安新区的长篇通讯)

  再看深圳本地主流媒体的说法。

  “深圳从一个落后的边远小渔村发展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历史……”(《深港东部“明日之城”腾飞在即》,深圳特区报2007年8月31日)

  同是深圳报业旗下媒体的深圳新闻网,2016年8月23日的一篇文章,标题就直接冠以“小渔村”:《一座魅力之城!南下见证一个小渔村巨变》。

  以“小渔村”做标题报道深圳,成为很多媒体喜欢使用的法宝,再如成都传媒集团旗下《每日经济新闻》2017年7月2日文章《深圳——小渔村38年“蝶变”特区 创新点燃起舞之魂》。

  《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并非特例,另一家专业财经媒体《中国经济时报》在报道深圳的创业故事时也念念不忘“小渔村”  《深圳蜕变:从小渔村走向创客之都》(《中国经济时报》2015年11月30日,记者周子勋 张孔娟 报道)

  时政、财经新闻媒体以生产快餐为特色,那精耕细作的专业期刊媒体是否也认同“小渔村”说法呢?然也。

  “几十年前,深圳还是个名不见经传之地,如今却已是拥有1200万人口的大城市。同样的天,同样的地,是什么使曾经偏居在南海边的一个小渔村深圳,忽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从南海边一个小小的渔村成为今日的大城市,大家似乎都公认的一个原因是1979年邓小平视察广东时的一席讲话,他使深圳一跃成为中国首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和经济特区。”(叶春生 《深圳:天意一半,人为一半》,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01期 )

  2010年10月刊,民政部主管的《中国地名》杂志刊登文章《深圳:从小渔村到大都市的精彩巨变》。

  部分学术文章同样对“渔村说”深信不疑。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近十多年来全世界共同的呼声,深圳从一个边陲小渔村发展到今天世人瞩目的大都市,无疑深刻地阐释了发展的形式和内容……”(刘筱《转型时期深圳城市空间管治研究》,中国地理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小渔村似乎还不过瘾,为了“突出”深圳过去的“落后”,还特意加一个“边陲”!

  “在过去的30余年中,深圳由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性大都市,经济突飞猛进,一日千里。”(李君《对外开放与深圳经济增长》,2017年深圳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以上提到的“小渔村”叙述,只是众多公开发表的文字中的九牛一毛。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到底是谁最早用“小渔村”来称呼深圳的前世。

  尽然没法追根溯源,那么我们就看看到底是什么事实和常识。

  我隐隐觉得,“渔村论”有点阴谋论的意思,在很多“底蕴主义者”眼里,深圳这些如日中天中的新型都市的历史,似乎就应该是一张白纸。如果稍微有点常,稍微考究一下,就会发现:这种结论,是多么的无脑。

  深圳过去是个小渔村——这个“过去”到底上限何时,似乎也没明说,但揣摩其前后文后,我们应该可以判断:大多数人说的“过去”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前。为了多普及点知识,我们简要追溯一下深圳地区的前世今生。

  就跟北京市与北京城一样,深圳也有两种含义:一是人口、商业和建筑最密集的深圳主城区,二是行政区域包括郊区的深圳市。前者,我们一般用“深圳主城区”表述;后者我们文中一般用“深圳地区”表述。

  先说大行政区的深圳地区。

  今深圳、香港区域,古代的确没有出过长安、洛阳、广州、杭州、苏州这种大咖级的名城。但是,作为秦汉以来就有大规模人口聚居的地方,出产几座古城是不在话下的。早的无法考证遗址的就不说了。公元331年,距今1600多年,当时深圳这一带属于“东官郡”,郡的治所和当时的宝安县城,就在今天深圳的南头一带。这个东官,后来改成了东莞。

  插一句,珠三角这个东莞,是后取的,更早的“东莞”诞生在在遥远的北方齐鲁大地,今临沂市沂水、莒县北部一带,汉代琅邪郡下就有一个东莞县,这里到了东汉末设东莞郡(郡的级别高于县,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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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行政区及历代重要城址位置图

  深圳地区的建城可分为三部曲:

  一:深圳地区已知最早的城,东官郡城、宝安县城,始建于东晋。

  在东官郡管辖的时候,郡的中心城市(郡治)就设在深圳地区的南头城,这里同时也是古宝安县的治所。南头城一带,现在变成了南山区的一部分,早已成为深圳的繁华区域——南头古城遗址,就在深南大道附近,这里的建城史,保守地从东晋开始,已有 1686 年历史。到了至唐朝至德二年(757年),宝安县更名东莞县,县城由南头古城迁至涌地,即今东莞市莞城。

  若以东晋南头城为前身,这个实打实的郡城,能说是个村儿吗?不能!

  二:重新回到南头的新安(后恢复宝安)县城,始于明代。

  明朝隆庆六年(1572年),南头地区人民向上级请求恢复设县,县名“新安”。到了万历元年(1573年),上级批复,原东莞县南部分拆出新安县,清代以来这里经历迁海、鸦片战争、抗日、解放战争,风云变幻岁月中,此城饱经沧桑,曾迁出又迁回,直到1953年,由南头古城迁到后来的深圳镇。明朝初设新安县,就有有居民7608户,33971人。

  明朝新安县是深圳的前身,这个实打实的县城,这能说是个村儿吗?不能!

  三:设于深圳镇的宝安县城,始于1953年

  深圳镇设立于1931年,跟古代县城因不同,这里是因为商业而形成集镇的,当地人称为“深圳墟”。我国东南沿海的“墟”,类似于北方人说的“集市”。1953年,因为深圳墟连接广九铁路,交通便利,宝安县城从南头古城搬到深圳墟。1979年,邓爷爷海边画圈,原宝安县升格为深圳市。今宝安区,并不是宝安县城所在地,而是原县西北面的一片区域。这个深圳镇,是深圳特区升级前的中心区域,也是深圳市政府驻地罗湖区所在。

  这个县城所在的深圳墟,最早也是形成于元明时期,虽然当时不是县城,却也不是荒凉的地方。老居民记忆最深的是东门老街。这里的门,不是城门,应该是集市开市、闭市的栅门。明晚期,今罗湖区一带形成了多个客家村落,因为生产生活需要,村落之间建起了集市——墟,这里有一条深水沟,沟在南方称为“圳”,“深圳墟”因此得名。 那条深水沟,即今天流经深圳市区的清水河。

  清代迁海政策让深圳墟一度沉寂,到了民国广九铁路建成通车,带动了深圳墟的重新繁荣,这里有商号店铺、骑楼、庙宇、书院、祠堂、古钟,多建于晚清民国。这里既不是以打渔为主,也不是村儿,怎么能被视为“渔村”呢?“深圳墟”,在清康熙27年间(1688年)的《新安县志》里就出现了——为啥还有人动不动就“名不见经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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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宝安县时,深圳墟道路两旁站立着的民众

  这里是“深圳”得名的原点,也是当代深圳华丽转身的地方,这个实打实的县城(新宝安县),保守说还是个“深圳镇”,它能说是个“村儿”吗?必须不能!

  PS:明朝初期设千户所城——大鹏所,深圳别称“鹏程”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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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大鹏千户所城

  除了行政意义上的城,深圳境内还有一座军事城堡——大鹏所城,位于大鹏新区半岛东部沿海。明朝初期的军事组织是卫所制度,卫的级别较高,像天津卫、威海卫。卫城管辖若干所,大鹏所的上级是广州左卫。所有较大的千户所和较小的百户所,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占地约11万平方米的大鹏所,是千户所,所城的长官正千户为正五品,而其驻地的县城县令也只有正七品。从规模和级别上说,这大鹏所城,已经超过了县城。即便没有县城,这里还有一座军事城堡,这样的深圳能说是个“村儿”吗?必须不能!

  相比这些有理有据的常识,“小渔村”的说法根本经不住推敲。

  那么,“小渔村”之说到底是如何被忽悠起来的呢?

  作为深圳的前身,宝安县的沿海地区一定有渔业经济,但小渔村再多,它们也不是深圳市的前身。早期媒体还不十分发达的年代,官方文件对深圳之前的定位已经十分明确。新编《宝安县志》称:“自鸦片战争后,深圳成为中国与英租地港九相毗邻的边陲小镇。”国家领导人、深圳市官员在讲话中,也说深圳当年是“边陲小镇”(从常识的角度讲,也值得商榷,但也比小渔村要更准确)。考虑到经济实力、历史文化、影响力等因素,当时的宝安县与周边地区相比,堪称“小镇”。

  直到21世纪初,媒体人不知如何就把“小镇”偷换成小渔村了。

  2005年8月28日,人民网发表署名“胡媒”的文章《见证深圳25年》斩钉截铁地指出了“小渔村”的地理坐标:“这个‘小渔村’,就是现在罗湖区的渔民村”。

  不过,这就怪了:这个罗湖村的裕民村,历史比深圳建市还要短,它原是宝安县附城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后来被安置为一个城中社区。它,是如何被媒体抓住大做文章的呢的呢?深圳论坛网友卢兄1957爆料:邓小平同志1984年视察深圳时到过渔民村,渔民村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深圳的典型。那些记者、作家以为宝安县城一直在南头,用极其跨张手法,用小渔村代表深圳写作。从此,以讹传讹,一发不可收拾……

  正常情况下,直接对人说“无知”不太礼貌,但对于这群忽略常识,而醉心于制造神话的人,还真适合用“无知”来形容。殊不知,这样自以为很有创意的“发明”,丝毫不会为文章增光添彩,而深圳城市传奇,也不需要这样苍白无力的渲染。

  除了“小渔村”,跟深圳有关的渲染、煽情还有:

  改革开放前深圳没有照相馆、没有眼镜店,深圳是个文化沙漠等云云。古代的东官郡城、宝安县城、大鹏所城,近代以来形成的深圳墟即新宝安县城,地图上的它们,就像一个个粗壮的钉子,扎在那些无知者的脸上。尼玛,这活生生的城就在深圳市区,村村村,村你妹!

  从小渔村到大都市——伟光正的标题之下,没有诚意、常识,反而隐藏着一种猥琐邪恶的哲学:引领潮流的前卫之地,过去都是文化的沙漠。

  上海

  晚清开埠前是渔村吗?

  NO!

  “上海县”720多岁!城隍庙是天上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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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县城及租界变化地图红色为上海县城墙及以内

  那种审视解读深圳的邪恶哲学,同样用在了上海身上。在今天的语境下,这个被民众昵称为“魔都”的地方,意味着摩登、潮流、前卫,上海滩的表情,几乎是监测新事物进入中国的晴雨表。

  王安忆先生(先生是尊称,与男女无关)在《长恨歌》开篇“弄堂”里描绘了经典的上海形象,低矮、阴沉、潮湿的弄堂,也是壮观、性感、汹涌的弄堂。她特别写到这样两行有趣的文字:“上海的弄堂如果能够说话,说出来的就一定是流言。它们是上海弄堂的思想,昼里夜里都在传播。上海弄堂如果有梦的话,那梦,也就是流言。”

  今天的上海,也正在被一种流言误读着。东海边的魔都,跟南海边的深圳一样,也被视为一个“曾是渔村的地方”。

  “开埠前的上海是个渔村。”

  这种流言不知道何时开始传播,并迅速地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常识。相比深圳渔村的热闹,媒体报道和正式出版物直接这么说的并不多,这种流言,多散布于网络论坛以及差钱饭后的闲聊,但它引导了众多人对魔都的讨伐:上海你牛什么,你过去就是东海边的渔村;上海你牛什么,你历史上就是文化的沙漠。

  “上海渔村说”,正式出版物上很少提到,但还是有文章和著作,将古时候的上海视为渔村。

  “它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到明清时期,形成世所习称的‘江海同津,东南都会‘’”(王燕华《从渔村到国际大都市——上海政区变迁》,地理教学2013年第6期)

  与坊间流言不同的是,这里对上海历史沿革的认知其实是比较深入的,或许是出于吸引眼球的需要,作者还是在标题及文中,多次提到上海的前身是“小渔村”。不过,读完此文,作者始终没有提到上海的前身到底是哪个渔村?什么时候成为渔村的?这大概就是“标题党”吧。

  2010年,一本叫《上海崛起:从渔村到国际大都市)》(李功豪著)的书出版上市。跟前文相同,该书将上海前身视为“小渔村”,但说的并非近代上海,而是指古代的上海。

  西晋时期,距今一千六、七百年以前,这里还是一个渔村。在吴淞江沿岸,居民大多以捕鱼为生。渔民们制造一种专门用于海口捕鱼的工具,称作“扈”。渔民们用绳编列竹栅,插在水中的涨土上,向两岸张开,潮来时,“扈”倒伏在河滩上,潮退时,“扈”竖起,随潮而入的鱼群被“扈”挡住。这种捕鱼工具在吴淞江下游一带被广泛使用。因此,当时这一带地方被称为“沪渎”。因为上海正处于“沪渎”近旁,所以后人就把上海称为“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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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镇遗址与上海水系变迁

历史上长江口海岸线不停变迁

沪渎时期,吴淞江直接汇入长江

后来黄埔江在元末明初发育成熟

此时的吴淞江方开始汇入黄浦江

  以上两例提到上海前身是“渔村”,而且上海的简称“沪”,还跟捕鱼有关。不过,若以1600年为尺度,东南沿海又有多少地方不是渔村呢?放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上海是渔村”并不具有特殊性,因为那时候南方水乡地区到处都是渔村。

  不过,“一千六七百年前上海是渔村”的说法也并站不住脚。“晋代上海渔村论”的根据应该是来自南朝梁简文帝的《浮海石像铭》,说娄县(今江苏昆山北,县境管辖上海地区)松江之下有这样一个地方:“曰沪渎,此处有居人,以渔者为业。”注意,这个沪读只是上海地区一个聚落点之一,一个小聚落最后被偷换概念,变成了“当时的上海只是一个小渔村”。

  跟“渔村论”想配套的,还有另一种说辞: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北京,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五千年中国看山西 。(这类说法有多种版本,此种说法是出自一个叫王进的山西人,源自2001年凤凰卫视策划节目时提出来的)

  这里没有直接说上海是渔村,但我们很容易看出:“百年中国看上海”,这就是许多人对上海的定位与认知。

  只有出现热门新闻的时候,人们似乎才愿意去懒洋洋地关注一点常识。

  对于河南、陕西这样的地方来说,出现一次考古大发现并不新鲜,但对于上海来说,就是特大新闻了。2016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其中一项就来自上海——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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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海青龙镇隆平寺塔基发掘现场航拍

  青龙镇是个因水港而繁荣的镇子,今上海青浦(字面意思青色的码头)的地名的与此关系密切,此地名早就出现在宋代文人的笔记中。北宋陈林在《隆平寺藏经记》说:“青龙镇瞰松江之上,据沪渎之口,岛夷闽粤交广之途所自出,风樯浪船楫,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另一位宋代文人梅尧臣所著《青龙杂志》,就是以这个镇命名的,提到镇上有“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桥、三十六坊”。

  考古发掘,印证了文献记载,印证了在近代上海港繁荣之前,更上游地区就有过这样一个繁华的唐宋港口。此次考古发现,让很多媒体在“上海是渔村”方面大做文章,如有报道标题为《上海开埠前是小渔村?唐宋时就已经是“魔都”了》。

  上海是不是渔村,又何须一次考古发现来证明!如果我们稍微将视野放大就能知道:南北朝以来,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广大地区得到充分开发,唐宋时期人口密度和社会经济发展已不输中原。

  当然,这样一次发现,并不足以让一些人服气,因为:青龙镇位于上海远郊区,这还不是正宗的上海市区。而青龙镇不过是当时上海地区的一个镇,而今上海主城区,唐代就设置了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区),元代升级为华亭府。在宋代的记载中,已经有了“上海镇”、“上海浦”、“上海务”。上海浦,是当时的著名的水港,与此相对的还有一处下海浦。

  因为临近上海浦,北宋设置了一处叫“上海务”榷酒税务机构,因为这个只能,到了南宋发展成为上海镇,后来取代了港口贸易繁华的青龙镇,成为当时华亭县的主要外贸港口。元代文献记载,宋代的上海镇是“华亭县东北巨镇”。

  听到没?人家宋代的上海镇,就是“巨镇”了!

  原文出元代唐时措所写的《(华亭)县治记》中说: “ 上海襟江带海,舟车揍集, 故昔有市舶、有榷场、有酒肆, 有军隘,官署、儒塾、佛宫、仙馆、毗血、贾肆、鳞次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

  因为商业繁荣,这一带人口也增加了——到了元代,一个叫上海县的新县城诞生了,那一年是1290年,从这一年算起,今上海主城区有城的历史已经有700多年了!在此之前,上海镇已经有了市舶司(相当于今天的海关,全国只有七个)。也就是说:元代上海港口规模虽比不上广州泉州明州,但也能排进前七了。

  上海郊区还有一个比县级更高的松江府,驻地也在今上海(松江区,旧华亭县城也在这里)。

  近代上海开埠之前,这里先后有华亭府、松江府,又先后有华亭县、青龙镇、上海镇、上海县。到了明代,上海地区就更加重要了,松江府一度将办公业务迁到上海县。明代修筑的上海县城墙周长9华里、高2.4丈——这奠定了上海县城的轮廓。1927年,上海由县变市,城市规模早已突破城墙,用地扩大了好几倍。但直到改革开放前,上海的经济政治中心始终在黄浦江左岸,即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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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行政区及历代重要城址位置图

  上海的发展变迁始终与水港有关:

  唐宋:华亭县、青龙镇,沪渎(内陆一条小支流)时代

  元明:从华亭府、上海镇到松江府、上海县设立,吴淞江(今苏州河,黄浦江支流)时代

  清至近代:由上海县到上海市,中心在浦西,黄浦江时代

  共和国至今:跨越黄浦江,浦西浦东全面发展,由长江面走向大海,江海时代

  渔村?过去的上海或许有,但纯粹的渔业从来不是这里的主流。

  码头、贸易、商业、资本——上海的崛起,始终跟这些有关。放在整个江浙沪大区域中,从遥远的先秦吴越,到现在的全球化时代,江南的中心从南京、苏杭、再到上海,经历了从内河到海上的过程。南京-苏杭-上海,经过接力棒的传递,让今天的上海是成为江南乃至中国的经济中心。

  在漫长的古代,它不是大都会,但你没有任何理由将它的历史视为一张白纸:缺乏常识的无脑人士,便苍白地献祭出了“东海渔村”的猥琐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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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海青龙镇隆平寺塔基发掘现场航拍

  上海的繁荣,是经济发展的趋势所致,但这样一个伪定理始终萦绕在许多人的脑海:近代开埠口岸的繁荣,是西方列强殖民带来的。即使你不了解这些尝试也没关系,总该听说过著名的上海城隍庙——城隍,城隍,若没有城,哪来的城隍庙?古代就有城的地方,怎么能是个“村儿”呢?

  熟悉上海的人对徐家汇不会陌生,这个地名来自明代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大明王朝松江府人士。当然,除了行政上的府城、县城,上海也有军事上的卫所——今上海行政区内,有卫城一座:金山卫,还有所城5座。卫城的长官级别是正三品,仅次于当时的省部级官员巡抚的从二品。

  青岛

  德国人来之前是荒凉渔村?

  NO!

  大明卫所600岁!码头市镇很繁荣!

  那个可笑的伪定理,同样被套用在黄海之滨的青岛身上。

  关于青岛的建城史,德国的殖民史是无法绕过的话题。每年暴雨期间,那个关于青岛下水道的著名的月经贴也时不时会跳出来刷屏,标题诸如《德国人在青岛待了17年 竟然干了这个》。除了下水道,国人还将青岛城建的剧变和繁荣,归功于德国列强,天花乱坠的溢美之词实在太多。

  我们当然不能无知地回避德国人的功劳,但我们更不能忽略:青岛城市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栋建筑,都凝结着中国劳工的心血。下水道的设计,或出自德意志人,但一条青岛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让此前的德国神话大打折扣:青岛2900公里的下水道中,只有3%为“德国制造”。这一说法,还被德国媒体人克里斯托夫·奈德哈尔特的文章所引用。

  回到正题:德国人租借胶州湾之前,青岛到底是不是渔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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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记载的第一个取经高僧法显,回国时后是乘坐海船从长广郡的牢山(今青岛崂山)登陆的,“昼夜十二日到达长广郡界牢山南岸”(法显《佛国记》)法显此行,到底是被迫登陆,还是主动登陆?当时此地是否开辟有港口?至今无法确认。

  明代之前的史料记载较为模糊,但我们可以肯定:青岛胶州湾一带,很早就有了军港的。春秋时期见于记载的齐国与吴国的海战,在今青岛金海域。“吴王夫差哭於军门外三日,将从海入讨齐。齐人败之,吴师乃去。”(《史记·齐太公世家》)另外,《左传·哀公十年》中记载:“(吴)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

  今天的青岛市,是中国的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和区域中心城市,管辖7个市辖区和3个县级市。在很多人看来,青岛港的优越条件,是德国人的发现。而事实上,这样的地理条件,我们的祖先怎么会放过!

  明代万历年间,因南部青葱小岛而得名的青岛村,就被明廷辟为海上贸易港口。当时的港口被称为青岛口。清道光年间《胶州志》载:“青岛口海船装卸货物抽取税银,尽征鲜无定额……”

  清同治四年(1865年)的《募建戏楼碑记》说:“窃闻青岛开创以来,百有余年矣,迄今旅客商人云集而至……”啥意思呢?青岛这个地方已经有百余年了,现在到这里做生意的人老多了。七年后的《天后宫重修碑记》又说:“青岛口宏舸连舳,巨舰接舻…”意思是:青岛口一带,大船林立,热闹非凡。

  中国政府官员显然早已知道青岛的重要,1891年,将登莱青镇总兵衙门搬到了青岛口办公。这个总兵衙门啥级别呢?二品,比地方的省巡抚还高半级。难道说,这总兵衙门所在地,仅仅是一个渔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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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青岛的登莱青镇总兵衙门照片

  一个叫胡存约的商人,生活于晚清民国,是个老青岛。他在《海云堂随记》中提到了1896年的青岛口商业状况:各类商铺“计65家”。这样的事,真真切切发生在青岛被德人占领之前。

  当然,跟上海、深圳一样,青岛地区同是海防重镇,诞生了多座军事城堡,卫有位于今即墨的鳌山卫和今胶州的灵山卫,即便范围缩小至青岛市区,也有浮山所这样的军堡——这是一座千户所,最高长官正五品,级别高于地方县令。

  浮山所城略呈长方形,南北长422米,东西宽403米,周长约1500米,占地约17公顷。这座城池完工于明建文四年(1402年),距今已600多年。浮山所城遗址,在青岛最核心的市南区,距离市政府数百米。

  青岛百年前还是海滨的一个小渔村。1891年,清朝大臣李鸿章来到青岛视察,并奏请清廷颁发“上谕”,决议在青岛设防。翌年,登州镇总兵章高元奉命率兵进驻胶澳,从此揭开了青岛建置新纪元。(中学考试某阅读理解题)

  这种伪知识如何经得起推敲。大明朝1402年的千户所城浮山所,难道是摆设?同治年间的码头市镇是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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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行政区及主要城址位置图

  那时的青岛,只是胶州所属的即墨县仁化乡几个渔村而已------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初冬,随着青岛湾畔的总兵衙门成了德国占领军司令部,青岛村、会前村、杨家村、大鲍岛、小泥洼------渔民们或无奈或情愿地“农转非”了,成了德国人管辖的“胶澳商埠”的市民。(青岛某作家作品文字)扎心了老铁!级别比省巡抚还高的总兵衙门,驻扎在村里吗?

  自从上个世纪的30年代开始,青岛由一个荒凉的渔村迅速变成一个中西文化和宗教的熔炉。两座教堂聚集在青岛老城区的中心,离基督教堂的绿色圆顶不远就是青岛天主教堂的红尖顶。(《青岛:海誓山盟之城》中国国家地理2003年1月)

  从德占之后青岛开始了城市建设,并用十几年时间从一个渔村发展成为城市,也就有了今天的青岛老城。(《全国都有“爬楼党”》,中国国家地理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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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天后宫建于1467年,已有500多年历史

  一个从古代就有港口的青岛,一个从明代就有军堡的青岛,一个在清同治年间就有繁荣市镇的青岛,怎么会是渔村呢?

  大连

  两个渔村成了大城市?

  NO!

  明有金州卫!清有旅顺港!

  市区前身青泥洼有村十多座!

  说道“渔村论”,人们轮过了青岛,又怎会放过辽东半岛的明星大连?

  “大连从开埠至形成今天的规模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这座新兴的近代城市,100 年前还只是一个小渔村, 而今已成为我国沿海开放城市的“窗口 、辽东半岛对外开放的龙头。”(朱春红、刘年《略谈大连城市性质的变迁》,1999年2月《城市》杂志)

  除了“一个小渔村”说法,关于大连城市前身,更多的定论是“两个小渔村”。大连当地史志办专家王军提到,这种观点在大连当地已经颇受认可,他为此写了文章进行考据。

  起源时“只有二十几户人家,东西青泥洼两个小渔村”的观点在大连史学界已成定论。近年来,随着大连历史文化的发展,这个说法已经被固定化、模式化、格式化。(王军《大连城市起源时真的只有二十几户人家两个小渔村吗?》,2015年5月7日《大连日报》)

  先说广义的大连地区,即大连市行政区。相比前几座城市,位于关外的大连地区,大型城堡出现的时间更晚,规模也不如中原地区。但是,这并不代表古时候的大连地区就是一片荒芜。战国时期,燕国实力已经波及辽东,秦结束战国纷争之后也在辽东半岛设郡,汉代更是在东北与朝鲜半岛设立四郡。随着东北少数民族崛起,中原王朝与东北部落来回争夺拉锯——大连地区一直是中原与东北民族融合的地带。强大的辽金王朝已经在大连地区设立多座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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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行政区及主要城址位置图

  到了明朝,今大连地区有复州、金州两座级别较高的卫城,其中金州城后来发展为大连市辖区之一。围绕金州这座主城,周围还有千户所、百户所、堡、寨等据点。辽东半岛以北是渔猎民族势力,内地移民尚少,明朝在大连地区所筑城都是军事要塞。

  军事功能的城市,推动了集市贸易和经济发展,巨大的军需,刺激了集市贸易的发展,尤在漕运军码头周边,集市的规模更大。因漕运军在运输军需(粮食、军装)之外,往往还捎带一些诸如丝绸、茶叶、瓷器之类商品到金州、旅顺一带参加民间交易,使得金州城郊集市成为名噪辽东的综合性大集市,这种繁盛景象几乎伴随明朝始终,长达二百多年,直到明末才因战乱而衰。(田禹《1945年以前大连社会变迁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6月)

  可以说:大连地区在明朝时期就有军事性质的城,并且带动了周边经济发展,这样的规模肯定超过了“渔村”。清代早期大连沿袭明代金州为中心的格局,晚清洋务运动,李鸿章等看中了大连旅顺口地理环境,开辟为水师基地,建造了旅顺港。清政府投资、法国人承建了大部分工程设施,还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城市自来水工程,标志着大连地区开始走向近代化,并显现出现代化城市的端倪。此时,旅顺已有驻军和平民约 2 万人。

  无论是金州卫城等军事城堡,还是旅顺港口水师城,肯定都是秒杀“两个渔村”村的存在。

  不过,更多人揪住的可能是狭义的大连,即大连中心城区,在俄国人建市之前,这里是不是只有一个或两个小渔村呢?

  近代以前,大连地区的中心也经历了三步走:先是在金州,然后清朝又开辟了旅顺港,俄国人租借旅顺之后,在大连湾地区的“青泥洼”规划并建立了“达里尼市”,这是大连近代化城市的开端——这是大连历史上第三个中心,也是今大连市的雏形,这没有太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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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俄绘达里尼市(今大连市)居民区及铁路分布规划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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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5月前大连湾港口和城市规划总平面图

  俄国人规划“达里尼市”时,期平面图上标注了城市用地上原来的村庄,1899年5月的大连湾港口和城市规划总平面图,计有15个村庄(屯)。1903年俄人绘制的达里尼市(今大连市)居民区及铁路分布规划图上,标注了11个村庄(屯)。尽管今大连主城区,在当时的确没有什么城市基础,但也不并不是蛮荒的一两个渔村。

  小结一下:大连地区,明代有了以金州卫城为中心的军事城市群,是军事功能为主的古典式城堡;清晚洋务运动催生了旅顺军港为中心,“中体西用”的半近代化城市;俄国在大连湾建造了大连市的前身“达里尼市”,为近代化城市的开端——但其前身并非一个或两个渔村,而是至少有十余个村庄。

  开发历史最晚、前身规模最小的大连,其前身竟然也不是一两个渔村儿。

  海滨城市,为啥总被说成“小渔村”?

  一:典型的农耕中心思维在作祟。中华文明虽然营养多元,但主流价值观还是以农耕文明的知识为纲,这种话语权势必主导强势的社会舆论。农耕经济的主流之下,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多少会被遮蔽或忽略。古代我国滨海地区人口规模的确不如农耕腹地,在话语权劣势的情况下,海洋文明的身世被描述时,必然偏离真相。说沿海城市前身,就是“小渔村”;说边疆游牧地区前身,就是“几顶帐篷”……我们举例时这种逻辑很容易看出它的荒诞,但一到生活中,这种荒诞又开始我行我素起来。

  二:市场驱动下的“标题党思维”。对于很多常识,很多人并非不想去了解,而是选择了偏离常识的“惊人之论”——以点击量、发行量、收视率为信条的媒体,很乐于追求标题中出现反差大的词汇。从小城到大都市、从城镇到大都市、从小渔村到大都市——三个标题,哪个更能短时间博取眼球呢?显而易见。可怕的是,许多专业媒体和学者,也堕入陷阱,经过这些“意见领袖”二次加工传播,反常识的结论,也就成了“常识”。

  三:探究常识、考证细节的精神缺失。有的人是无知,有的人是无脑,有的人懒得思考。身体油腻不可怕,连获取常识的勇气都没有才最可怕,因为这是——大脑油腻了。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发现,“小渔村套路”这个神秘的魔棒,绝不是仅针对国内城市。这不,尼玛迪拜原来也是屌丝逆袭的小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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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发现,“渔村论”绝不是针对国内城市,果然是:谁火谁挨轮!

  接着往下看,我马上哭笑不得,因为我看到了一张迪拜1833年的画(摄影术1832年,此图可能是油画)。这可是170多年前的迪拜,那时明显就已经是繁华的港口了,那“20年前还是小渔村”是逗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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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拜后来的发展,的确有点像我国的深圳,但人家也不是一天建成、一夜暴富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迪拜迎来发展商机,成为许多外国商人云集的海上贸易港口,它的宽松的自由贸易价格和合理的税制,吸引着来自各个地区的冒险家们相继来到这里寻求发展。与周围市镇不同,迪拜的管理者鼓励商业贸易。1966年,在离迪拜海岸线120千米的地方发现了石油,之后迪拜获得石油开采权。随着石油的开采与出口,迪拜的经济和城市基础建设得到了更大的发展,1968年至1975年间,迪拜人口成长超过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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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上图40年前的迪拜,小编能不能捂着良心告诉我:这就是你口中的沙漠渔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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