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海洋与文明》

■ 林颐
　　电视纪录片《浙江文化地理》第一集“寻舟记”，谈到2002年11月22日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的考古重大发现。当时出土了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距今约7600年~7700年，现存舟长近6米，宽50多厘米。跨湖桥遗址所处地段属于钱塘江支流近海口，独木舟正是古代先民们通向大海，向海讨生活的重要工具。
　　陆海相邻，隔海相望。古籍记载，“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西汉·刘向《世本》)，“古人见窾木浮而知为舟”(西汉·刘安《淮南子》)，说明了舟船得以发明的缘由。传说中，“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易·系辞下》），也有说是黄帝的两个大臣共鼓和货狄，还有说是巧垂、番禺、虞姁、化狐、伯益……传说的扑朔迷离恰恰表明，独木舟非一时一地一人的独创，生活在水边的族群都有可能，大自然给予人们的机会相同。事实的确如此。在美国海洋史学者林肯·佩恩的作品《海洋与文明》里，可以
　　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各种形式的独木舟，美洲丘马什印第安人的木板小船“托莫尔”，阿拉斯加捕鲸的木架蒙皮船，南太平洋
　　海域汤加人的双体独木舟“卡利亚”等。这些小船快捷灵活，有些至今还在使用。独木舟只适合近海航行，无法抵御无情大海的狂风巨浪。挑战海洋的权威，人类需要付出极大代价。奥德修斯式的海上苦旅，游子望断归乡路，无数英魂葬身海底。为减轻代价，既要建造坚固的大船，还要提高造船的技术。
　　中国船舶建造技术对世界航海事业的贡献很大，比如指南针。佩恩在书中也提及，中国人很早就了解到了磁针的特性，北宋朱彧所撰的《萍洲可谈》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佩恩还说到了水密隔舱的重要性。用隔舱板把船舱分隔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个舱区。这种设计理念极大地减少了漏水的速度和面积，并且利于管理货物，且加固了船体肋骨的支撑力。《马可·波罗游记》有所介绍，欧洲逐渐认识其好处，经过几百年的推广，直到18世纪广泛采用这种先进的船舶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航运业的飞速发展。
　　从刳木为舟到巍峨战船，从鼓帆助推到钢铁巨轮，船的历史在改变，人类迈向海洋的脚步也在不断加快。航海远征，造船为先。作为一部690万千字的煌煌大作，《海洋与文明》必然要展示造船术的发展，但这部分内容并不是作为专题呈现的，而是打散了分布在各个时代的历史进程之中，伴随欧洲的军事步伐和政治版图的扩张，《海洋与文明》的主题仍然是与海洋有关的历史风云。佩恩的海洋史观是美式思维的，中心思想是来自马汉的“海权论”对作者的深刻影响。
　　在马汉看来，海洋是一个“广阔的公共场所，人类可以通往各个方向”，“交通”意味着安全通过水域，是“战略、政治或军事中最重要的单一因素”，海权的目的在于有能力控制
　　海上通道以及重要地理节点，这些节点能够促进或阻碍商业流通或海军船舶通行。从《海洋与文明》的内容来看，佩恩的笔力主要放在军事纷争、版图扩张和大炮护航的贸易这三个方面，自始至终都在强调海洋掌握在谁手中的问题。
　　回顾15世纪之前的世界，海洋把大陆分割成一块块，亚欧、美洲、澳大利亚，彼此不通音信，那时的海洋史也是一块块的区域历史。从佩恩的视角看出去，他写的主要是希腊、埃及、巴比伦、亚述、腓尼基、迦太基、罗马……地中海和近东地区代表了古典的航海时代。在这个阶段，区域性的战役占据了海洋历史的主体。譬如萨拉米斯战役、坎尼会战等都可算是“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战斗的成败决定了这些国家地位的起伏，也决定了不同信仰此消彼长的力量。在这些对阵中，各个国家的海洋力量逐渐形成，公元8世纪~11世纪，来自北欧的维京人崛起，也曾一度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
　　全球海洋史采取欧洲视角是一种必然。因为主导海上扩张，最终把一块块分散的大陆连成网络的，正是欧洲人。14世纪~15世纪，海洋历史掀开了新篇章，这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久远的地中海贸易传统，对世界风向的掌握，航海图绘制和地理知识趋于精准，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应当归之于精神意识上的强烈冲动。其一是宗教信念上的寻找“人间天堂”的概念；其二是对东方物质财富的渴求。葡萄牙的亨利王子、达·伽马通过航海缔造了不世伟业，西班牙紧随其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荷兰、英国紧接着成为海上强国，并通过东印度公司掠取财富。海洋世界的固有秩序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消解，不同的文明圈在坚船利炮的轰鸣下相互碰撞。从技术上看，很多族群都具备远洋航船的能力。就像本文开头谈到的“寻舟记”，该集开篇从秦始皇驭舟南巡寻找徐福切入，公元前210年，徐福带着童男童女扬帆远航，历史考证的结果，徐福成功抵达了日本，至今佐贺地区还保留了不少有关徐福的遗物，传说这就是徐福船队登陆之地。
　　说到欧洲的大航海，人们经常会拿郑和下西洋与之相提并论。然而，海洋史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大分流呢？主流的历史分析赋予郑和船队以和平外交的色彩，民间则在传播永乐帝私下寻找建文帝的小道消息。这些或都成理由，那么还有无别的原因吗？从海权论出发，否决了“和平论”的说法。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应当是以大国之威仪牢固周边小国的臣服之心，主观并不排除武力的使用，例如，1411年，船队曾干涉锡兰的一次内部动乱，镇压了亚烈苦奈儿领导的起义，并宣示了明朝对该岛的主权。永乐帝其实想要再次缔造四海来朝的天下大国，但是儒家思想对谋利的怀疑使明朝朝廷从大海撤回，并解散了郑和船队。换句话说，这是对海洋利益的忽视，对海权缺乏认识所导致的结果。中国海洋力量急剧衰退，在19世纪中晚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国的当代发展需要海洋力量的发挥，因此我们重视周围海域的主权问题，我们提倡开辟海上丝绸之路，这些都是中国向海问路的尝试。
　　《海洋与文明》揭开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人类与海洋的纠葛，大多数时候呈现为人类对海洋的索取，并把人类的欲望与争斗带入了海洋的区域。如今，另一个问题日益突出，即海洋的生态正在恶化，本书没有涉及，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坐下来慢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