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头山寨门传说为郑成功驻军时的寨门。

摩崖题刻“郑延平水操台旧址”。

台海网1月1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 在黑格尔看来，海洋文明有着这样的独特魅力:“大海使我们有茫茫无际、浩渺无限的观念”，并“激发着人类去征服、掠夺，同时也从事商业，追求利润”。遗憾的是，黑格尔认为亚洲“没有这种超越土地限制的航海活动”，而他特别指出，中国就是最好的例证。

事实上，黑格尔的论断有他独到的一面，但以中国为反例却并不完全正确。封建时代的中国，中央集权的农耕文明显然是会压制海洋文明的“节外生枝”，然而，作为农耕文明的一种延伸和补充，海洋文明却依然是中华文明中一个非常有活力的部分。

黑格尔诞生之前，中国的明末清初，一对父子正是靠着强大的海上势力，不仅能与势头正强的西方扩张主义者强势对抗，同时还表现出非常强韧的开拓能力。他们在中华文明史上，写下特立独行的一笔。这对父子便是郑芝龙和郑成功。

如今，站在鼓浪屿日光岩上，极目远眺，九龙江入海口，川流滚滚，不舍昼夜。鼓浪屿这座小岛，曾一度为郑氏的发兵起义之地，而今留下的只有三百多年前的一些传说和一些与“延平郡王”郑成功相关的文化遗址。也正是这些文化遗址，还能向世人缓缓述说，延平时代的鼓浪屿以及厦门岛的时代激流与文明往事。

郑成功时代，厦门是东南沿海贸易中心

荷兰人也得委曲求全，每年向郑氏集团缴纳白银以求自保

可以说，郑芝龙和郑成功这对父子，原本便属于海洋，也只有在辽阔的海疆，他们才能如蛟龙一般，掀起震撼世人的惊涛骇浪。作为父亲的郑芝龙，经过多年经营，打造了闽粤海域最大的海上势力，让远在北京的中央政权忌惮不已。这多多少少对年幼的郑成功产生影响，发展海上势力、成就海上霸权，成为埋藏在郑成功心里的种子。

然而，郑成功和父亲不同之处在于，受过传统儒家教育的他懂得如何秉持忠君爱国之道。早在1628年，郑芝龙曾第一次被大明王朝招抚，这次招抚是明王朝在武力围剿不定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而等到18年后的1646年，清朝再次招安郑芝龙时，境况早已不是当年那般——这只是清廷的缓兵之计，刚成立的大清王朝绝不允许一个强大的海上势力，威胁农耕文明下的强大政权。第二次的招安，让已经成年的郑成功难以接受，当时，郑成功极力反对，反问父亲道:“父教子忠，不闻以贰。且北朝何信之有？”但郑芝龙却回答得很现实，“丧乱之天，一彼一此，谁能常之。若幼，恶识人事”。从此父子二人陌路南北。据说，郑芝龙前往福州降清之前，再次劝儿子追随自己，郑成功决绝地表示，如今父亲不听儿言，今后倘若有什么不测，儿子也只能是披麻戴孝而已了。后来，事实证明，郑成功的判断是对的，郑芝龙降清后得到的下场只有软禁，最后难逃被清廷杀害的厄运。

郑芝龙降清后，郑氏集团庞大的海上势力顿时群龙无首，多年打拼留下的强大优势，顿时分崩离析，海上争霸再次风云变幻，留给郑成功的只是一个烂摊子。父亲曾经的副手郑彩、郑联兄弟控制着厦门的势力，郑成功不得不在一水之隔的鼓浪屿起兵。在鼓浪屿，郑成功练兵、筹措物资兵饷，最终在三年之后的1650年，成功将厦门收入囊中。

也正是在郑成功时代，厦门取代了曾经的月港，成为东南沿海的贸易中心。一位叫李科罗的外国传教士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厦门:仅在厦门湾内的郑军水师就拥有13000只帆船，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分布在广袤沿海一线的其他船只也听命于郑。通过强大的海上势力，郑成功开拓了商业版图，对荷兰人的贸易加以封锁，在郑的强大面前，荷兰人只得委曲求全，每年向郑氏集团缴纳白银以求自保。强大的郑氏集团一度挥军北上，入长江如无人之地，甚至直抵南京，扬帆天津，让清廷为之震颤。

清廷只得让郑芝龙劝降儿子，但却得到这样的回答:“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占退守，绰绰余裕。岂肯以坐享者反受制于人乎？”这样一份“海洋宣言”，一份重商主义对中原政权的声明，宣告了一代海上霸王的诞生。

在厦门短暂鼎盛的海洋文明

郑氏集团以厦门、金门为根据地，促进了海上经贸文化的发展

在1939年，雷海宗便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兵》一书中这样写道，中国到了明朝，“整个民族已发展到绝望的阶段……在这种普遍的黑暗之中，只有一线光明，就是汉族闽粤系的向外发展，证明四千年来唯一雄立东亚的民族尚未真正地走到绝境，内在的潜力与生气仍能打开新的出路”。而郑氏父子海上活动的成功，似乎正是这一观点最好的佐证。

郑成功在1646年于封地延平，提出了六条中兴之道，其中最核心的便是“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的思想，也即“延平陈条”。被晚明隆武皇帝叹为奇策，大加赞赏。在“重农抑商”、“重陆轻海”的封建时代，郑成功的这一思路引起晚明朝野的强烈反响。而“通洋裕国”的理念，更是让郑成功成为古代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发展海洋经济促进对外贸易的伟人，被学界称为放眼全球海洋的先驱，至今仍然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以厦门、金门为根据地，以海上贸易为经济后盾，以军事武装为安全保障，郑成功建立的这个庞大且实力强大的集团，不仅有效沟通了内地省份与沿海地区的商贸往来，还创造性地开通福建至东南亚，再到日本，最后折返福建的循环海上经贸航线，促进了海上经贸文化的发展。

事实上，对于鼓浪屿和厦门来说，也只有从郑氏父子时代开始，它们的故事才真正开启。从那时起，远离皇城之都的东南沿海不再仅仅只是边疆，而是逐渐具备一个港口城市的作用，厦门也第一次成为一个世界贸易港。大量茶叶被输往西方，曾经厦门话中“茶”的发音，也变成了英语的发音，多年后，厦门成为首批开埠城市，来厦门海关税务司就职的英国人保罗就认为，Tea这个单词便是从厦门方言的Te而来的。郑氏父子时代的厦门港，变成与以往中国任何一个港口都截然不同的港口，皇权在这里退居幕后，它不再发挥为皇权服务的作用，而是成为中国重商主义第一次参与大航海时代到来后新世界秩序创建的一个标识，并在东亚以及东南亚海域占据主导地位。农耕时代的海洋文明在这座港口城市达到短暂鼎盛。

这一鼎盛并没能长久持续，随着驱除外敌、收复台湾后郑成功的病逝，中国曾经最强大的海上势力最终消逝在浩瀚海波中。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随着郑氏海上力量的消失，西方资本主义也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而曾经扼杀海洋文明的清廷，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场由海洋文明带来的浩劫，正气势汹汹地奔袭而来。厦门作为首当其冲的城市之一，再次受到洗礼，也是100多年以后的事了。

【背景】

延平文化遗址

日光岩下延平文化遗址，可俯瞰九龙江出海处，占地总面积4000多平方米。明末清初，在收复台湾之前郑成功曾驻兵鼓浪屿，在龙头山操练水师，相关事迹广为流传。日光岩下有一口“三不正”井(又被称为“国姓井”)，相传为郑成功所挖；另有龙头山寨门一座，传说为郑成功驻军时的寨门，另有摩崖题刻“郑延平水操台旧址”。后人也在日光岩下留下许多摩崖题刻，缅怀郑成功由此出发，收复台湾的事迹。而延平公园则是于1927年，由华人议事会议员牵头筹备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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