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杰

　　《更路簿》作为航海指南工具书，是海道针经中的一种。那什么是海道针经呢？

　　大约在东汉后期至三国时代，随着造船能力的提高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我国近海逐渐形成了可以往返的海上航线，于是，人们便借用陆地道路的说法，将这些海上航线称为“海道”。北宋中叶以后，随着指南针被应用到堪舆罗盘并被引进到航海中，发明了航海罗盘。有了航海罗盘，航海从此可以全天候地进行，也可以更有把握地驶向目的港。将海道上罗盘所指示的针位记录下来，整理加工成册，便可成为一本航海指南工具书。当此类航海指南工具书出现时，取名也与《更路簿》一样简单朴素，随意性较大，如称作《针路簿》《针本》《针簿》《水路簿》等。由于这种工具书如同经典著作一样具有权威性和指导价值，所以它被赋予了“针经”的大名，在历史文献中也将这些航海指南工具书称为“海道针经”。

　　我国现代最早经过注释的航海指南工具书是《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就是以《两种海道针经》的名义出版的。明代学者周述学曾经整理编辑过这种航海指南手册，成书及刊行时起名就叫《海道针经》。明代很多重要的海防图书如《郑开阳杂著》等都曾引用过它的针路，由于它用了“海道针经”的大名做书名，结果被后人误解以致被湮没。

　　在帆船航海时期，海道的开辟与畅通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和军事意义。能够保证航路顺畅的技术手段就是海道针经，因此有了海道针经就有了航海保障。就像明代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说的：“下西洋前，‘始则预行福建、广、浙，选取驾船民梢中有经贯下海者，称为火长，用作船师。乃以针经、图式付与领执，专一料理’。”有了“针经”，航海的目的才有可能实现。这些海道针经的编成，是航海家们经过无数的航海经历，甚至是数代人的努力后获得的经验积累，极为难得，也极为珍贵。故海道针经仅在族群内传承，秘不示人，所以古代就有“舟子各样皆有秘本”的说法。海南《更路簿》也是仅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抄和流转。我国海上丝绸之路能得以不断开拓并保持长盛不衰，都依赖于各种海道针经的导航。除了具有经济价值，海道针经还具有另外一种特殊的功用。明朝嘉靖年间，倭寇作乱，郑若曾在编著《筹海图编》时，转录了两条从太仓和福建驶往日本的针路，他特别对针路中的针位进行了删改，是避免倭寇循着所载针路而来，可见海道针经还具有军事价值。

　　原始的海道针经如《更路簿》等都是用及其简单明了的语句来记录航路，专业性再加上方言和习俗的差异，“俚俗未易辨说”，外行人很难读懂它。于是从明代开始，就有一些文人墨客将收集来的海道针经加以整理、修饰，刊刻成书，并给它们添加了各色名目的叫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明代嘉靖年间吴朴编辑的《渡海方程》，被认为是第一本刊印成书的海道针经。这是因为明代后期，开放海禁，航海成为时尚，海道针经也成了畅销书，如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郑舜功要前往日本，在广州市发出征集海道针经的布告，居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征集了多种海道针经，可见那时民间已经有各种版本和多种形式的海道针经流行。但是，时至今日，我们所能看到的海道针经，基本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存在，最著名的手抄本是明朝末年流入英国，收藏在牛津大学的《顺风相送》，它原无名字，后来被人以航海家的口头禅“顺风相送”命名。将海道针经整理、刊刻成书并留存到现在的，以清康熙年间琉球国人程顺则的《指南广义》，它以福建籍航海家赠送给程顺则的针经为底本，再加上明朝初年移居琉球国的闽籍航海家留存的《针本》编纂而成。

　　从海道针经的内容来看，其主体部分是航路上的针位和更数记录，是可供航海家导航的数据。如《顺风相送》中的“福建往琉球”针路，就是记录以福建福州、漳州港为始发港驶向琉球国那霸港的针位和更数，针路中就有行经钓鱼岛列岛的针位。海南岛的《更路簿》与其他海道针经一样，记录了从海南岛诸港口起航前往三沙海域的针路，可以引导海南岛渔民自如地往返三沙海域。

　　《更路簿》与其他海域使用的海道针经乃“一母所出”，别无二致。其历史同样悠久，其传承同样有序。当然《更路簿》也有自己的南海特色，它大量使用的“对针”方式就比较少见，它在航海罗盘中的加“线”技术更是独树一帜。《更路簿》对航海者来说，是一本仅能自己才能读懂的航海指南手册，是祖辈相传下来的宝贝。《更路簿》是我国海洋文化中的一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