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汪涛 王自堃 朱彧

　　“海水无风时，波涛安悠悠。”4月10日，阔别祖国5月余、航程3万余海里、两次穿越魔鬼西风带的“雪龙”号极地考察船静静锚泊在上海长江口锚地，长途的航行并未褪去船身艳丽的色彩，“中国红”与“极地白”散发着勇探极地归来的自信与豪迈。

　　来自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的有关领导和人员组成的先遣慰问团，于11日上午乘坐拖轮前往“雪龙”船，看望凯旋的中国第32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中国海洋报记者随慰问团一起前往“探班”，听极地勇士们讲述冰雪南极的故事。

“土豆土豆，我是地瓜”

　　“土豆土豆，我是地瓜！”一见面，中国第31次南极考察中山站站长崔鹏惠一把抱住前来慰问的第31次南极考察长城站站长徐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土豆和地瓜是越冬时老哥俩在电台喊话的代号。此时叫来，分外亲切，仿佛又回到了南极越冬岁月。越冬结束后，崔鹏惠又担任了第32次南极考察格罗夫山队党支部书记，率队挺进内陆。

　　慰问团代表与队员们一一握手、拥抱、寒暄。一旁，队员们忙着搬运慰问团带来的新鲜蔬菜和水果。

　　“队员们很久没有吃到绿叶菜了，现在最想吃的就是这些。”多次参加南极考察的极地中心党委书记袁绍宏深知考察队员此刻的感受，了解他们的辛苦与不易。

　　这次慰问团中有一位特殊的团员，他是本次考察格罗夫山队队员仝来喜。提前从澳大利亚回国的他，这次特意重回“雪龙”，与队友再次相聚。仝来喜今年50岁了，是五赴南极的老极地。说起随格罗夫山队进入南极内陆的情景，他滔滔不绝地和记者聊了起来：“格罗夫山野外气候十分恶劣，我们还遇到了暴风雪，被困一个星期，只能躲在生活舱里。”好在格罗夫山队有不少老南极，50岁以上的队员就有4名，经验丰富。其中，60岁的机械师李金雁对冰裂缝的情况最熟悉，驾驶着雪地车在前面开路，把仝来喜送到距他工作地点最近的地方，才有了后来的“黄金一小时”。

　　“那天风非常大，采集岩石样品的山坡迎风面根本上不去。雪地车把我送到背风面，我发现了一处非常好的地质露头，眼看天边的乌云马上就要过来了，好在车离我非常近，机械师也帮着我搬运，最终在一小时之内采集到了三四袋样品。”丰硕的工作成果，成为了许多人南极归来的最大喜悦。

　　中午，餐厅里飘出了美味，红焖虾、糖醋排骨、西红柿炒鸡蛋、清炒西兰花。本报特派记者吴琼说，船上蔬菜比肉金贵，西红柿炒鸡蛋最先被吃完的肯定是西红柿。这次慰问补给的新鲜蔬菜，肯定要成为船上最后一次晚餐的明星菜了。

内陆昆仑队的神秘饮料

　　“有点茫然。”37岁的东北汉子高文刚忆起初进南极内陆，用了4个字表达自己的感受。他是内陆昆仑队的一员，从事测绘工作。“遇到白化天，天上、地下白茫茫一片，方圆几百公里只有我们28个兄弟。”南极内陆看上去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景色，颠簸的路程乏味而枯燥，但高文刚话锋一转：“内陆绝对值得去一趟，那是地球最南端、海拔最高的地方，不进一回内陆，就不算到过南极。”

　　44岁的藏族医生洛桑次仁是昆仑队的队医，他十分关注队员们在极端气候地理条件下的身体情况。在出发来南极前，他在工作了20年的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接受了3个月的培训，学习医疗器械的使用。“做医生的时候我们只负责看结果，现在要自己操作仪器，还是很有难度的。”洛桑次仁提起这段“回炉”经历，一脸朴实地笑了起来。

　　当昆仑队挺进到海拔3000米左右的时候，洛桑次仁拿出了他的杀手锏——红景天，这是他专门为这次进内陆准备的。在内陆，洛桑次仁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将半斤红景天泡水烧开，供全队饮用，预防高原反应。“那水是暗红色的，喝起来没有什么味道，这一次全队上下身体都棒棒的，没有人发生高原反应。”高文刚说。有了神秘饮品的保驾护航，昆仑队顺利地开展了各项工作。

　　南极出发前，洛桑次仁的儿子刚刚满月，他给儿子起名“白玛次塔”，在藏语中意为“生命的超越”。这次来南极，洛桑次仁也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这是我人生中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28个兄弟昼夜拼搏，团结协作，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洛桑次仁说。

老大洋队长与儿子的约谈

　　都说父亲管儿子天经地义，这次却是儿子要管管父亲了，而且就发生在刚刚载誉回国的中国第32次南极考察大洋队队长矫玉田身上。

　　“我刚和儿子通过电话，他说要找我谈谈。”这次约谈的目的很明确，因为儿子要出国，他要父亲多顾顾家、多陪陪母亲，“禁止”矫玉田再次去南极。

　　来自中国海洋大学的矫玉田已11次远征南极、5次远征北极，从事极地考察工作20多年。儿子的“不满”也不无理由。以南极度夏考察为例，一般是将近半年的时间，而越冬就得一年多。北极考察时间稍短，那也得两三个月。矫玉田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可想而知。

　　事实上，每次去南极，矫玉田的内心总会经历一番艰难的“斗争”。他总是想着“下一次不去南极了”，然而真到了“下一次”，当看到新的南极考察任务计划书时，内心的激情就马上被“点燃”。

　　“假如真的没去成，心里肯定会感到失落。”矫玉田说，所谓“情结”，其实是对所从事职业的热爱和执着。“如果你真正喜欢上这份职业，你就不会感到艰苦，不会感到枯燥无味。我想这就是我的南极情结。”

　　“那明年真的不去南极了？”记者问道。

　　“也许真的不去了，因为我看到了我们国家迅速成长起来的年轻南极人。”矫玉田开心地说，本次大洋科学考察队队员由国内的13个海洋科研、教育单位的37名队员组成，其中有6名是女队员。他们一部分是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一部分是单位科研、技术骨干力量，具备了一定的海上考察经验和较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是一支充满了年轻活力、团结协作、具有战斗力的大洋考察队伍。

　　“就是这支年轻的队伍，创造了本次队12个不同专业南大洋科学考察亮点。”矫玉田欣慰地说，“这次我想了想，还是答应儿子的要求。”

90后女生的坚强与柔情

　　张琨，就是矫领队口中的年轻人之一，90后，厦门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首次赴南极，从事海洋化学同位素分析工作，全程随船开展走航及大洋站位考察。当记者见到她时，张琨仍在为整理样品忙碌着。

　　平日坚强乐观的张琨在与记者聊着南极科考感受时，突然眼圈一红，差点哭出来。她说：“想爸爸妈妈了”。

　　张琨在家是独女，爸妈宠爱的小公主。“过年时我和妈妈用‘海信通’聊天，得知表妹在家陪她过年，我当时好奇地问了原因。妈妈回复说我不在家，爸爸也值班去了，她一个人在家太冷清了。我当时特别心酸，忍不住想哭，想爸妈的时候也不能随时通电话，过年也不能陪在他们身边。”张琨酸涩地说道。

　　张琨回忆道，2015年12月29日，“雪龙”船到达南极半岛海域。在之后的8天时间里，他们要克服恶劣天气影响，完成59个站点的大洋作业任务。“那段时间真的很辛苦，困了就趴在试验台或者坐在椅子上打个盹。”看到记者钦佩的表情，张坤笑着说，“又不是我一个人辛苦，整个考察队员都一样的，全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这么辛苦，要是下次有机会再去南极，你还会去吗？”记者问。

　　“肯定会去。因为我觉得南极之行让我感受到了南极事业的伟大，我觉得收获大于付出。”张琨肯定地说。

“捡星星”的浪漫与艰辛

　　“记得小的时候，每当夏夜纳凉，躺在凉床上仰望浩瀚宇宙中的点点繁星，就会想如果有一天能够摘下一颗星星看一看该有多好。没想到，这一心愿在几十年后的南极之行中得以实现。”这是格罗夫山领队方爱民在他的日记里曾经写过的一段话。

　　第32次南极考察队的格罗夫山队于去年的12月15日从南极中山站出发，在为期55天的南极内陆考察过程中，取得了多项突破性成果，收集陨石就是其一项重要工作。

　　“捡星星听起来很浪漫，其实里面的辛苦与危险不为人所知。”方爱民笑着对记者说，“格罗夫山的冰裂隙很多，如果不了解，很容易掉进去，会有生命危险。再说南极陨石多也是相对而言，并不是遍地都是，收集不仅辛苦还要靠一点运气。也许你弯下100次腰捡石头，都不一定能换来一小块陨石碎片。尤其是在碎石堆里面，更需要你的眼力。”

　　格罗夫山队此行收集到了不少陨石，最重的有400克左右。经过统一的编号称重后，这些陨石将被送到极地研究中心保管。来自冶金地质研究院的李岩，在2号碎石带的蓝冰上找到了此行的第一块陨石，本次也是他第一次到南极考察。记者在休息室见到李岩时，这位阳光男孩正和队友一起开心地聊着天。“这次南极之行找到第一块陨石固然很幸运，但我更开心的是认识了李亚炜、邓攻这几位好兄弟。这段一起工作的经历一辈子难忘。”

　　记者在李岩他们录制的视频看到了他们一起在格罗夫山锻炼玩耍，看到了他们自创的巫术招式“格罗八式”，一起收集星星的碎片，在他们的笑容中，看到了我国极地事业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