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叔快回来了，咱们快准备准备。”

“对，把他房间打扫一下，再给他送桶水过去，他爱喝茶。”

南极内陆队尚在归途，中山站的李航、刘杨、郭兴3个小伙子就张罗上了。此前，中山站全体人员已统一打扫过度夏楼，但这3名从中国第31次南极考察队越冬队转到第32次度夏的“90后”队员，又认真地把“崔叔”的宿舍清理了一遍。

他们口中的“崔叔”，就是中国第31次南极考察队中山站越冬站长、第32次南极考察格罗夫山队党支部书记崔鹏惠。

从客串队员到职业南极人

1998年的秋天，崔鹏惠的人生第一次与“南极”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他所在的青海工程机械厂生产的推土机即将被运往南极，单位需要派出技术工人随行。

“当时哪懂啥是南极，啥是极地考察啊，单位派我去做机械师，我就去了。”

“第一次去南极特别不适应，回国之后我就想着再也不去了，实在是太苦太累了。”

“结果第21次队快出发时，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给我打电话，说老崔你还得来呀。我这个人吧，磨不开面儿，不好意思说不去，就来了第二次。”

“后来，对南极特别是对这帮出生入死的兄弟越来越有感情，不用招呼，我就主动去了。”

2008年，崔鹏惠离开工作了30年的单位，加入了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不知不觉地，我从‘小崔’就成了‘崔叔’。现在这些‘80后’‘90后’一口一个‘崔叔’叫着，那叫一个亲啊。今年我去格罗夫山时，姚旭这小子抱着我嗷嗷哭，这是我第一次没陪他上昆仑站，他总说有我在他心里踏实。”

在昆仑队和格罗夫山队出发前往内陆的前一晚，中山站准备了简单而又温馨的欢送晚餐。分别在即，很多队员搂着崔叔的脖子哭。而早在晚饭前，崔鹏惠一个人坐在食堂的角落，偷偷地抹眼泪。

“这帮兄弟都跟我闺女差不多大，也都把我当成长辈敬着，我早已把他们当成了自己孩子。在南极，他们是我最大的收获。”

在饭桌上，崔鹏惠是长辈，但在作业现场，他却从来不会因自己年龄大了就少干点活。

“该开车就开车，该早起热车就热车。他们做科研的钻冰芯取样我不会，我就有把子力气，帮他们挖挖雪坑。好歹也是职业南极人了，也该给下一代做个榜样。”

从半路出家到开创纪录

崔鹏惠出生于1960年，刚接触南极时，就已接近不惑之年。他一直笑称自己是“半路出家”。然而，就是这位“半路出家”的大叔，创造了我国南极内陆考察的纪录。

“这是我第11次来南极，其中10次作为机械师进内陆、1次担任中山站越冬站长。就目前来说，进内陆10次是咱们中国人创下的纪录。”

“算算我也在南极工作快20年了，要说最自豪的事是在第15次队时，与9个兄弟一起进内陆、上昆仑，当时我们就3辆雪地车啊，现在想起来简直太疯狂了。10个人3台车居然敢走到1106公里，咱们中国人当时进内陆的最远纪录是464公里啊。”

“记得我们在1106公里处摆了10个空油桶，竖起一面国旗，算是纪念我们曾到过那里。后来每年进内陆的兄弟们，都会在那儿歇息、休整，说是向前辈致敬。我每一次进昆仑站，都会停下来，亲手换一面新国旗。因为南极风太大，国旗很容易就被吹坏了。”

“除了登顶冰穹A，我还参与了昆仑站和泰山站的选址、建站，我觉得既骄傲又满足。”

从人前自豪到内心酸楚

回国后，与亲戚朋友聊天，崔鹏惠只说中国人在南极了不起，自己作为一分子很自豪，从来不说多苦多难，可他心里明白“在南极工作非常不容易”。

“我记得泰山站落成的那天，我们的队长魏福海手都冻麻了。回到舱里，我和一个兄弟解开衣服一边给他暖手一边哭。老半天他的手才恢复知觉。回到中山站，医生都不敢相信手能被冻得流脓，给他包裹了好几层纱布。没办法，在南极，这是常事儿。”

“要说最险的一次，那是第24次队。我们5个人开着一台车从昆仑站出发去作业，结果在100公里处车辆失去动力，不仅不能行驶，连取暖也不行了。我们赶紧求助，站上接到信号就马上派车支援，但在冰穹A走100公里可不像平时走高速那么容易，零下30多度啊。我们整整等了10个小时，我和队友孙波都快被冻僵了，但我们不敢说冷，另外3个是年轻的小伙子，没有南极经验，心理很容易崩溃，我们俩就一直鼓励他们。当看到救援车时，我们5个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如果他们找不到，我们就会被冻死。看到他们从车上给我们带来热水和用毛巾裹着的煮鸡蛋，眼泪更是止不住了。”

“看着咱们第32次队今年进内陆的10台雪地车和卡特车，我打心眼儿里自豪。现在不仅车辆多了、结实了，衣服比过去厚实、暖和了，吃的也比原来好了很多。这些年，南极一线生活条件的改善让我确实感受到了我国极地保障能力的提高。”

“我喜欢在南极工作，也把这辈子最美好的时光都留在了南极。如今，年轻的小伙子都成长起来了，我也快离开南极了。我相信咱们中国人在南极会取得越来越出色的成绩。”

从影子爸爸到慈爱姥爷

第一次远赴南极时，崔鹏惠的女儿刚满12岁。2008年，他调到上海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后，与西宁老家的妻女分隔两地。现在，女儿已长大成家，还有了自己的女儿。

“这些年，我最对不住老伴儿和女儿，尤其是没有陪伴女儿成长。”

“在女儿心里，我这个爸爸就是个影子。用年轻人的话说，就是没有存在感。”

“我现在当姥爷了，2014年10月从国内出发时，小外孙女刚两个月。等我这次回家，她都一岁多了，能到处走了。”

深知亏欠女儿很多，崔鹏惠有意识地多“陪”小外孙女。可他的陪伴也只是在手机里，通过视频和咿呀学语的小外孙女聊几句。听到外孙女叫“姥爷”，他对着手机笑开了花，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来。

“等回上海，我打算在极地中心附近租个房子，把老伴儿和外孙女从西宁接过来住几个月，好好陪陪她们，也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我还要好好弥补老伴儿。她这辈子不容易，我常年在外，她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在病床前伺候4位老人，又一一送走他们。我有愧于她，等退休了，我要带她出去旅旅游。情人节那天，我在微信上给她发了100多朵玫瑰花，可把这老太太乐坏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