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营救人员走进战俘营。

纪念70年前盟军营救战俘的“鸽子行动”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 姜廷玉

1945年8月，在中国海南岛发生了一次代号为“鸽子行动”的盟军营救澳大利亚“海鸥支队”等战俘的事件。这次行动，不仅成功营救出“海鸥支队”战俘和荷兰战俘，而且营救出近百名中国公民，体现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盟国之间互相支援、国际合作精神。

一、“海鸥支队”守备安汶岛作战被俘

1940年，随着日本军队南进侵略步伐的加快，特别是日军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之后，直接威胁到当时附属荷兰的东印度、附属英国的马来亚、澳大利亚的安全。因此，三国秘密接触，商讨三国联盟，抵御日军的进攻。1941年初，上述三方加上新西兰在新加坡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商量防御方案。荷属东印度当局认为，其东北部的安汶岛和西南部的帝汶岛地位重要，需要给予增援。澳大利亚决定派遣其在国内唯一的一个主力师——帝国主力第8师第23旅所属的第21营前往安汶岛协防，而该旅所属的第40营则前往帝汶岛守备。

此时，第21营正驻守在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接到前往安汶岛命令后，一边集训，一边配属其它军兵种的附属部队，组成一支多兵种的混合部队。此时该营有A、B、C、D4个步兵连和一个营部连，共有901人。对外代号称“海鸥支队”。

为了加强火力和联络，澳军总部给第21营配属了反坦克、通信、野战救护等分队，加强海鸥支队。支队共有1130多人。第21营营长罗奇中校兼任海鸥支队司令。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海鸥支队立即集中，奉命乘船到安汶岛协防。12月17日，海鸥支队到达安汶岛后，协助岛上原有的约3000人的荷属东印度军，共同防御日军进攻，守备该岛。

罗奇中校考察了岛上守备情况和荷属东印度军的实力情况后，于1942年1月初反复向上级报告，请求增派兵力和武器弹药，特别是重武器，认为这样才能守住安汶岛。他的要求不但被上级拒绝，他本人也被撤职。上级派史考特中校接替他的职务，担任“海鸥支队”司令。

守备安汶岛的澳大利亚军队和荷兰军队在沟通中存在着语言障碍，指挥不顺畅，武器装备之间也存在差异，子弹不能通用。高射炮数量有限，掩护力量不够。本来可以用来空中防御的飞机也被调走。整个岛上守备力量薄弱。

1942年1月30日，日军对安汶岛发动全面攻击。登岛作战前，日军对安汶岛实施空中打击，不断轰炸重要目标。拥有武器优势和兵力优势的日军很快登上安汶岛。在保卫机场的战斗中，229名澳大利亚士兵在放下武器后被日军杀害。800多名“海鸥支队”士兵被俘。

从此，“海鸥支队”的信息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这支部队在澳大利亚新闻界被称作“失去的营”。

1942年10月，500多名“海鸥支队”战俘乘船被押往日军占领的中国海南岛，于11月5日到达海南岛东方县一个叫八所的地方。日军强迫战俘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做劳工。他们与世隔绝，食物匮乏，战俘们饥不择食，甚至连老鼠都抓来吃。每天都要做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都有人被饿死或遭屠杀。

二、“鸽子”飞降海南岛营救“海鸥支队”战俘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读了“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各项条件，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后，日军为了掩盖虐待战俘的暴行，对关押在一些偏远地区的盟军战俘进行屠杀。

1945年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美军战略服务处发起了一次救援战俘行动。特殊营救小组对日军在中国设有盟军战俘营的8所城市相继实施救援计划。他们把这些营救任务的代号，都冠以不同禽类的名称。如广东的“信天翁行动”、台湾的“金丝雀行动”、沈阳的“北美红雀”行动、山东潍坊的“鸭子行动”、哈尔滨的“火烈鸟行动”、北京的“喜鹊行动”、上海的“麻雀行动”。他们把营救海南盟军战俘的行动，称之为“鸽子行动”。

1945年8月27日凌晨5时30分，一架C-47军用运输机从云南昆明起飞，载着9名空降兵（8名美国人和1名中国人）组成的特战小组飞往海南岛的东方县，执行代号为“鸽子行动”的空军特种作战任务。执行“鸽子行动”的指挥官是John K Singlaub（约翰·辛劳布）上尉。他们从云南的昆明出发，经过云南红河州，飞越越南的海防，穿越北部湾，最后到达海南的东方县八所。

“鸽子行动”的任务是一周之内在两位澳大利亚军医的帮助下，营救自1942年11月以来被日军关押在那里的数百名澳大利亚“海鸥支队”战俘、荷兰战俘和中国公民。

8月27日上午，C-47飞机飞到了海南东方县的北部，辛劳布命令们跳伞。9名队员中，有5名从未有过跳伞经验。着陆时，“鸽子行动”小组有两名队员因此受伤。

为了减少冲突的可能性，辛劳布命令他的士兵们不要携带盔甲和重机枪，他们唯一的防身武器是别在腰间的自卫手枪。

着陆后，队员还没来得及思考当时所面临的困难，日军已经手持着武器，开着两辆卡车来到了他们空降的现场。日本军官高声质问他们是什么人。其他日本士兵也举着枪，慢慢逼近队员。

双方对峙中， 辛劳布以少校的身份（行动前获准可抬高军衔与日军交涉）命令日军保护“鸽子行动”的士兵以及所携带的物资。

“鸽子行动”小组成员被日军严密监控在一所房子内，日军士兵拿着枪在外面守卫。第二天早上，一位从三亚赶来的日军上校与行动小组进行了短暂的会面，然后又同澳大利亚和荷兰战俘首领进行了交谈。

辛劳布和队友们深知，如果想要营救成功，不是使用武器而是要用智慧。行动小组决定立即采取行动，队长辛劳布命令日军上校，必须马上打开牢门，把食物和药品送进去。受到震慑的日军上校妥协了。“鸽子行动”小组终于获许进入战俘营。

老弱病残的战俘在囚禁了1000多天之后，终于走出监狱。他们麻木地看着这些解救他们的人。他们每个人都眼眶深陷，大多数人身上都有化脓的伤口，一些病人万分痛苦地躺在木板上，情景惨不忍睹。

当天，“鸽子行动”小组安排“海鸥支队”澳大利亚的战俘们离开八所，乘火车撤离到三亚，50名荷兰籍战俘也坐火车离开了战俘营。

就这样，没有经过任何交火，“鸽子行动”小组靠着智慧和勇气，取得了这次行动的完满胜利。

这些被解救的战俘们，他们仍然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之中。一位参加“鸽子行动”的队员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当你看到成年男人，不只是一两个，而是四五十或六十个男人，嚎啕大哭，或毫不掩饰地尽情痛哭，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说你看到了世界上最令人同情的情景。”

9月14日，“鸽子行动”小组结束任务。后来，他们从香港返回昆明。他们不仅拯救了几百名饥饿多病的战俘，而且还解救了近百名垂死的中国公民生命。

30年后，辛劳布在信件中写道：“我们到海南执行的任务，是我服役中最辉煌的战绩之一。让那么多勇敢而深受折磨的人获得自由，让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在“海鸥支队”失去音讯近4年后，他们一些成员从海南岛回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市时，人们争相走上街道，庆祝他们的归来。他们回到祖国后，澳大利亚举国欢庆，跟过年一样的热闹。

“海鸥支队”支援荷属东印度军守备安汶岛和盟军在海南岛营救战俘的“鸽子行动”，体现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盟国之间相互支援、共同抗敌的合作精神。营救战俘的行动发生在中国，并有我们中国人参加，展现了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为了纪念营救“海鸥支队”被俘人员的“鸽子行动”，2010年在海南省博物馆举办了《鸽子行动———空降东方拯救盟军战俘65周年》展览，展示“鸽子行动”小组的英勇事迹和“海鸥支队”被俘人员的悲惨遭遇，反映盟国之间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和合作、牺牲精神，体现了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友谊，这对于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