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大航海时代，郑芝龙就顺应潮流，开创中外贸易航路。不仅开创了闽南海上贸易疆域，而且建立了海军，掌控了东海、南海的制海权，巩固了中国海防。

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中转站粤东南澳岛，至今保存着一件与海丝之路关系密切的大型文物——明朝郑芝龙石坊。这是表彰民族英雄郑成功之父、明朝南澳副总兵郑芝龙的大型石刻建筑体，不仅规模宏伟，雕刻精湛，极具欣赏价值，而且是研究明朝巩固海防、发展海贸等历史的重要文物资料。

郑芝龙，福建省泉州南安县石井乡人，字飞皇，原名一官。郑芝龙石坊位于广东省深澳镇石亭街，建于明崇祯癸未十六年（1643年）。该建筑全部由石条、石板砌成，三间八柱，阔10米，高约8米。石亭结构复杂，亭顶上面的石条又长又重，衔接处皆用石笋（榫卯）结构，实属罕见。在明代交通落后、运输工具简陋的条件下，没有起重机等机械设备辅助，这座庞然大物是如何筑砌而成的？

当地相传，重达数万斤的巨型石柱，出自闽南沿海大山，开凿出来后用船载来深澳镇。大石柱卸船后，系着滑轮，沿着海滩垫上了木头的泥沙路，由大批人力摇动多部绞车拉至建筑点，竖入已挖好的深坑中，让石柱稳固直立。接着，用人海战术，挑来沙土，堆成近8米高的小山。再沿山而上，把用作修建亭顶横架的石墩、石条和重达数千斤的大石板等搬上去对着石穴，紧密衔接起来。石亭建好后，小山的沙土倒在两侧几百米处，竟把原来低洼的海岸边，填成一大片高地。

郑芝龙智勇双全，亦盗亦商，“劫富而济贫”，很快成为拥有千艘船舶、十万之众的海商武装集团大头目。他的货船，浩浩荡荡，往返于大洋之间。他的海贸对象，除我国福建、宁波、广州、澳门、台湾，还包括日本及东南亚国家，他与西方殖民者争夺市场，客观上起到了以经济手段抵制西欧殖民者侵略的作用。

据了解，日本是郑芝龙的主要贸易国。明末，“海禁”政策有所宽松，日本德川家康迫切要求恢复中日通商贸易，郑芝龙把日本作为主要海贸对象，开辟了从家乡泉州到日本长崎的海贸航道，此后日本与泉州、漳浦往来货船频繁。郑芝龙用平底船运往日本的大宗商品主要是生丝及丝织品，他还与葡萄牙商人秘密合作，把澳门货物海运日本，再把日货销往吕宋，卖给西班牙人。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至清顺治三年（1646年）间，郑芝龙的商船络绎不绝地往返于福建、台湾、澳门以及日本和东南亚各国之间，其货船进出日本港口数量，比荷兰船多出7倍～11倍。据日本长崎荷兰商馆日记所载：“自1649年～1655年，共运往日本生丝45万余斤、丝织品7.2万余匹。100斤生丝在台湾收购价为荷兰币200里耳，而在日本售424里耳，利润达1.12倍。”

在对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中，郑芝龙海商集团与荷兰商人建立贸易关系，把中国大量砂糖运往波斯及欧洲各国。郑芝龙以庞大的船队、雄厚的资金、多渠道的贸易，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他在海贸中，完全掌控了台湾海峡制海权，并向外国货船征税。“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各国皆飞黄（郑芝龙之字）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

由此评述，郑芝龙为中华民族做出了五大贡献：

第一，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郑芝龙开始仅有数十只船，因采取不杀人、不掳妇、不纵火，“颇与他贼异”之开明政策，吸引贫民蜂拥投奔。又贸易中获利，耗资大造船只，拥船千艘，并配以武器，不仅当地官府无法驾驭，连船队发达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西方殖民者也望尘莫及。

第二，掌控了东海、南海的制海权。郑芝龙有强大的海军，入侵台湾海峡的西方侵略者船队，屡遭其船队痛击，而不敢触其撄锋。在南海，郑芝龙的货船畅通无阻，西方殖民者船队退却一旁，任其纵横，甚至外国船必须向他缴税，插上郑氏旗号才能通行。

第三，开通了双赢互利的中外贸易海路。郑芝龙以台湾、泉州为中心，货船往返于日本及东南亚国家之间，互通货物，双方赢利。

第四，巩固了中国海防。倚仗船高炮大，荷兰船队曾多次骚扰中国沿海，明朝官军屡遭败仗，郑氏武装海商集团崛起之后，抗荷捷报频传，荷兰船队不敢再来中国沿海捣乱了。

第五，开发了宝岛台湾。郑芝龙自明天启四年（1624年）率船队从日本转移到台湾驻扎，就安置大批人员至台，以台湾为发展基地、贸易中心。明崇祯年初，又获福建巡抚熊文灿批准，出动船队载闽南、粤东灾民数万人移台垦荒，对促进台湾生产力起到重大作用。后来，其子郑成功驱荷复台，更是大力发展了台湾的生产力，对台湾的开发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