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早在陆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前，以登州港（今蓬莱）为起点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形成，极大地促进了古代中国与周边邻国的交流发展。作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的蓬莱，哪些现存史迹见证了曾经的辉煌？海上航线的畅通，又为对外交流发挥哪些窗口作用？让我们走进蓬莱，抚今追昔。
古城登州因港而兴
蓬莱水城古称登州港，位于山东半岛的最北端。早在隋唐时期，登州港就与明州、泉州、扬州并称为四大通商口岸，成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
宋庆历二年（1042年）设“刀鱼寨”，明洪武九年（1376年）建蓬莱水城，水城内的蓬莱阁在此期间也逐步扩建，继而名声大振，蓬莱水城及蓬莱阁作为一个整体，完整体现了古代登州港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登州古港亦成为国内仅存的对外港口遗存，并沿用至今，这也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重要的实物基础。
在蓬莱阁上，能够见到建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的蓬莱阁普照楼，这是古代登州港中为航船夜间行船导航用的航标灯塔。现有可查阅资料表明，登州港是历朝历代东渡日本的主要出海口。日本、朝鲜的遣唐使多由此登陆，前往唐都长安。当时的登州港，呈现出“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的繁荣景象。

拓展航路繁荣贸易
山东半岛沿岸的造船业发展历史悠久。战国时，就开辟了以登州为主要港口的北方航海路线。优越的地理条件和频繁的港航活动，使航线在秦朝时延长到朝鲜半岛及日本。
《三国志》里明确记载了曹魏时期朝鲜半岛与日本的往来线路，“循海岸水行”至倭国“女王之所都”，将古登州地区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逐岛航行的路线完整地呈现出来。
唐代，登州设立后，蓬莱在对外交往中的作用更进一步显现。《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述唐代中国与周边各国交流的主要交通路线有7条，而海路只有两条，其中一条就是由登州出发，联系新罗和渤海国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即从蓬莱出发，通过庙岛群岛岛链，连接辽东半岛，转至朝鲜半岛的航线。这条航线又被后世形象地称之为“登州水道”。
宋代以后，登州港及登州水道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苏轼在《登蓬莱阁记》中记载了登州港当时的盛况，“登州蓬莱阁望海如镜面，与天相际，忽有黑豆数点者，郡人曰：‘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阁下”。到了明代，由南京、北京等地至山东半岛，再从登州出海，水陆兼行，只需三天便至朝鲜，是明代初期最为快捷的路线。
海商文化源远流长
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官方交往最早见于《汉书》。其中记载汉代于朝鲜设立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且“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据不完全统计，唐代经登州港中转的日本“遣隋使”5批、“遣唐使”有6批，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等国经登州中转的朝贡使团有百余批。
北宋初期，登州港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主要出海口。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至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高丽使节、学者、僧侣等来华有33批，宋朝遣使去高丽则有10批。
到了明代，明太祖定“和买”之策，不再用朝贡贸易的形式进行，而以价购进，遣明使的作用则发展到“使即商”了。当时，中朝两国贸易往来的物品种类十分丰富。这段历史《朝鲜通史》中有记载。
作为重要的海外交往中转站，日本、朝鲜遣使的大量拥入，使登州成为北方海洋文明的传播中心。明代郑梦周、李崇仁、郑道传、权近、李稷、吴允谦、李民宬、全湜、金尚宪、高用厚、崔有海等朝鲜使节都留下了有关蓬莱阁、天后宫、龙王宫等内容的诗词，这些诗词与反映海神信仰的妈祖、龙王等道教文化一起，逐渐传播到日本、朝鲜等地，并深刻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