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沿海国家、民族、区域的海洋文化，都既具有其作为海洋文化的共性，又具有其本国、本民族、本区域的海洋文化个性。
在中国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上，中国人不但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海洋文化，而且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海洋文化发展模式的独具的、凸显的中国式的海洋文化传统。中国自先秦时期就出现的吴、越、燕、齐等海洋强国，自先秦时期就有的海洋科学探索的发达与丰富，自先秦时期就盛行的对海外世界的探索和以“徐福东渡”为代表的早期海外交通与移民历史的出现，自汉代以降中国南北沿海通向外部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东亚东南亚汉文化圈的历史形成，唐代国家开放、海外贸易发展、港口城市繁荣与万国来朝、中外文化交融的强盛局面，宋元海外贸易发展、国内海运昌盛，以妈祖信仰为主的海洋信仰的海内外传承播布，明代郑和下西洋沟通东西方世界、推进中西海上交通交流历史的伟大壮举，历代“渔盐之利、舟楫之便”的传统海洋经济与海洋民俗生活方式，历代海商社会和海洋经济贸易对整个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所作出的贡献，历代王朝的外交使节及中外人员海上往来所缔结的中外关系与中外情谊，历代文人学士海洋观光鉴赏、海洋艺术创造的审美体验，大量涉海著述和对海洋、海疆的吟咏及描述等，都构成了中国海洋文化历史传统的“天下”一体、“四海”一家、互通有无、和谐发展、耕海养海、亲海敬洋、知足常乐的“中国式”发展模式和人文精神。所有这些，都通过与大陆文化的互补联动，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整个中国历史、整个中国文化的自身发展，并且通过“中国文化圈”（今多被称为“汉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深刻地影响了东方，并通过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
中国海洋文化传统比西方海洋文化具有先天的优势。这个优势就是：作为一种文化统一体，中国文化历史上就具有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农业文化与商业文化、内敛文化与开放文化或曰长城文化与码头文化兼有兼容、互补互动的二元结构和发展机制。在传统社会、传统文明中，中国文化是在儒家文化统摄的观念系统中重农轻商但不抑商、重陆轻海但不抑海，并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农商并重、海陆并举的文化选择。所谓中国的“闭关锁国”“封海禁洋”，只是主要在明清两代的多个时期中迫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而做出的不得已选择。尽管这样的选择从今天看来也许并不一定就是“最佳”，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面对海洋的必然走向，就如同西方中世纪选择了禁锢与封闭同样道理。明清两代中海洋政策的时禁时开，就很能说明问题。从总体上看，中国历史上的商业文化、商业发展、城市经济、海洋发展与开拓，绝不比任何别的民族、别的国家、别的文明落后。应该说，中国历朝历代所选择的这样的发展道路、所形成的这样的文化传统，是有历史根据、长期考量、总结积累的最佳选择，是中国历代政治文化精英智慧的结晶。正是由于选择了这样的文化发展道路，中国文化才有了如此辉煌、丰厚、绵延不断的历史，才有了世界早期文明史上东方世界的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形成了以中华天下一体观念为基础、以中国文化为主导、以中国为核心、由中国历代王朝所统辖的东亚封贡体系，这足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海洋文化的优势所在。我们不应该对老祖宗指手画脚，以近代西方的“模式”标准对我们的传统横加指责，动辄批判、否定，埋葬、断送我们中国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包括中国自己的民族海洋历史和海洋文化传统。
世界进入近代之后，西方海洋文化在西方国家之间激烈的海外殖民掠夺竞争运动中形成了靠武力打拼、争霸的发展模式。他们如此东来，先是控制了曾在东西方海上贸易中长期扮演重要中转与集散角色的中东及南亚海洋文化区域，并对这一区域实施了长期的殖民占领，进而又开始把魔爪伸向东南亚、东北亚区域。至此，以中国为中心国家、以中国文化为核心文化的东亚和平式海洋文化形态，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显示出了“文人不如武夫”“君子不如强盗”“文明不如野蛮”的“弱势”，因而一再“败北”。自此之后，在这种世界性“西方化”的“大潮”面前，我们传统的海洋文化丧失了本来具有的优势，西方海洋文化主导了天下。而正因为西方文明、西方文化本身缺乏原有与大陆文化的互补优势，基于其资源匮乏而没有大陆支撑的先天劣根性，因而必然导致对别国、别民族的资源与市场的掠夺占有，必然导致与别国、别民族的激烈的相互竞争，因而也必然以整体性浪费资源、浪费人的生命体力和精神为代价，搞得整个世界不得安宁。自此，日本自“明治维新”，中国自“洋务运动”，都开始走上了以“师夷以制夷”号召的既对西方抵抗、又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自此，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海洋文化成为世界强势文化，遮蔽了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海洋大国悠久、灿烂的海洋文化历史的显示度，因而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外思想文化界对中国海洋文化历史传统的低视、无视和误识，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国民海洋意识、海洋观念的弱化。
如前所论，中国海洋文化传统模式在近现代社会的失落和败北，并不是这种模式自身发展的必然结局，而是遭遇西方海盗式、掠夺式、依靠洋枪洋炮殖民式海洋文化袭击和重创的结果。尽管一方面，无论是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野蛮文明靠武力掠夺、抢劫、击败甚至占领、统治一个先进文明，这样的史例屡见不鲜，但另一方面，这又绝对不是“必然规律”。那种离开历史条件、违背历史实际、用今天的观念对历史抉择的指责（比如指责其为“封建锁国”“闭关自守”等等），是站不住脚的，是幼稚可笑，完全错误的。中国文化包括海洋文化的泱泱大国之风，谦谦君子之态，友好和平之德，兼容并包之体系，不仅在历史上通过海陆互动发展、海外交通贸易、海外政治文化交流，曾经使东亚地区众多国家、民族自觉自愿地成为了以中国历代王朝统辖的“中华体制”“东亚秩序”大家庭中的一员，曾经使大量东游中国的西洋人叹为观止，进而使大量西方国家视东方中国为“人间天堂”，而且在当今全球性海洋竞争发展的世界格局中，也会越来越充分显示出令世界大多数爱好和平、向往和谐的人民赞赏、折服的魅力。
遵循和坚守和谐、和平海洋道路，倡导和构建和谐、和平海洋世界，这依然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海洋大国，既有这样做的必要，也有这样做的能力。当然，这样做的前提需要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军事发展的支撑和保障，但这与西方传统的以掠夺、占有为指向，动辄以武力相标榜、相拼杀的竞争性海洋文化模式大相径庭。
在中国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上，中国人不但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海洋文化，而且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海洋文化发展模式的独具的、凸显的中国式的海洋文化传统。中国自先秦时期就出现的吴、越、燕、齐等海洋强国，自先秦时期就有的海洋科学探索的发达与丰富，自先秦时期就盛行的对海外世界的探索和以“徐福东渡”为代表的早期海外交通与移民历史的出现，自汉代以降中国南北沿海通向外部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东亚东南亚汉文化圈的历史形成，唐代国家开放、海外贸易发展、港口城市繁荣与万国来朝、中外文化交融的强盛局面，宋元海外贸易发展、国内海运昌盛，以妈祖信仰为主的海洋信仰的海内外传承播布，明代郑和下西洋沟通东西方世界、推进中西海上交通交流历史的伟大壮举，历代“渔盐之利、舟楫之便”的传统海洋经济与海洋民俗生活方式，历代海商社会和海洋经济贸易对整个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所作出的贡献，历代王朝的外交使节及中外人员海上往来所缔结的中外关系与中外情谊，历代文人学士海洋观光鉴赏、海洋艺术创造的审美体验，大量涉海著述和对海洋、海疆的吟咏及描述等，都构成了中国海洋文化历史传统的“天下”一体、“四海”一家、互通有无、和谐发展、耕海养海、亲海敬洋、知足常乐的“中国式”发展模式和人文精神。所有这些，都通过与大陆文化的互补联动，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整个中国历史、整个中国文化的自身发展，并且通过“中国文化圈”（今多被称为“汉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深刻地影响了东方，并通过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
中国海洋文化传统比西方海洋文化具有先天的优势。这个优势就是：作为一种文化统一体，中国文化历史上就具有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农业文化与商业文化、内敛文化与开放文化或曰长城文化与码头文化兼有兼容、互补互动的二元结构和发展机制。在传统社会、传统文明中，中国文化是在儒家文化统摄的观念系统中重农轻商但不抑商、重陆轻海但不抑海，并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农商并重、海陆并举的文化选择。所谓中国的“闭关锁国”“封海禁洋”，只是主要在明清两代的多个时期中迫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而做出的不得已选择。尽管这样的选择从今天看来也许并不一定就是“最佳”，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面对海洋的必然走向，就如同西方中世纪选择了禁锢与封闭同样道理。明清两代中海洋政策的时禁时开，就很能说明问题。从总体上看，中国历史上的商业文化、商业发展、城市经济、海洋发展与开拓，绝不比任何别的民族、别的国家、别的文明落后。应该说，中国历朝历代所选择的这样的发展道路、所形成的这样的文化传统，是有历史根据、长期考量、总结积累的最佳选择，是中国历代政治文化精英智慧的结晶。正是由于选择了这样的文化发展道路，中国文化才有了如此辉煌、丰厚、绵延不断的历史，才有了世界早期文明史上东方世界的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形成了以中华天下一体观念为基础、以中国文化为主导、以中国为核心、由中国历代王朝所统辖的东亚封贡体系，这足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海洋文化的优势所在。我们不应该对老祖宗指手画脚，以近代西方的“模式”标准对我们的传统横加指责，动辄批判、否定，埋葬、断送我们中国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包括中国自己的民族海洋历史和海洋文化传统。
世界进入近代之后，西方海洋文化在西方国家之间激烈的海外殖民掠夺竞争运动中形成了靠武力打拼、争霸的发展模式。他们如此东来，先是控制了曾在东西方海上贸易中长期扮演重要中转与集散角色的中东及南亚海洋文化区域，并对这一区域实施了长期的殖民占领，进而又开始把魔爪伸向东南亚、东北亚区域。至此，以中国为中心国家、以中国文化为核心文化的东亚和平式海洋文化形态，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显示出了“文人不如武夫”“君子不如强盗”“文明不如野蛮”的“弱势”，因而一再“败北”。自此之后，在这种世界性“西方化”的“大潮”面前，我们传统的海洋文化丧失了本来具有的优势，西方海洋文化主导了天下。而正因为西方文明、西方文化本身缺乏原有与大陆文化的互补优势，基于其资源匮乏而没有大陆支撑的先天劣根性，因而必然导致对别国、别民族的资源与市场的掠夺占有，必然导致与别国、别民族的激烈的相互竞争，因而也必然以整体性浪费资源、浪费人的生命体力和精神为代价，搞得整个世界不得安宁。自此，日本自“明治维新”，中国自“洋务运动”，都开始走上了以“师夷以制夷”号召的既对西方抵抗、又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自此，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海洋文化成为世界强势文化，遮蔽了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海洋大国悠久、灿烂的海洋文化历史的显示度，因而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外思想文化界对中国海洋文化历史传统的低视、无视和误识，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国民海洋意识、海洋观念的弱化。
如前所论，中国海洋文化传统模式在近现代社会的失落和败北，并不是这种模式自身发展的必然结局，而是遭遇西方海盗式、掠夺式、依靠洋枪洋炮殖民式海洋文化袭击和重创的结果。尽管一方面，无论是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野蛮文明靠武力掠夺、抢劫、击败甚至占领、统治一个先进文明，这样的史例屡见不鲜，但另一方面，这又绝对不是“必然规律”。那种离开历史条件、违背历史实际、用今天的观念对历史抉择的指责（比如指责其为“封建锁国”“闭关自守”等等），是站不住脚的，是幼稚可笑，完全错误的。中国文化包括海洋文化的泱泱大国之风，谦谦君子之态，友好和平之德，兼容并包之体系，不仅在历史上通过海陆互动发展、海外交通贸易、海外政治文化交流，曾经使东亚地区众多国家、民族自觉自愿地成为了以中国历代王朝统辖的“中华体制”“东亚秩序”大家庭中的一员，曾经使大量东游中国的西洋人叹为观止，进而使大量西方国家视东方中国为“人间天堂”，而且在当今全球性海洋竞争发展的世界格局中，也会越来越充分显示出令世界大多数爱好和平、向往和谐的人民赞赏、折服的魅力。
遵循和坚守和谐、和平海洋道路，倡导和构建和谐、和平海洋世界，这依然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海洋大国，既有这样做的必要，也有这样做的能力。当然，这样做的前提需要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军事发展的支撑和保障，但这与西方传统的以掠夺、占有为指向，动辄以武力相标榜、相拼杀的竞争性海洋文化模式大相径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