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是1982年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素有“海滨邹鲁”的美誉。

▲崇武古城

▲洛阳桥

▲泉州开元寺

▲清源山老君岩

▲泉州南少林

▲郑成功陵墓

茛泉州东西塔

▲泉州府孔庙

追溯历史，温州、泉州皆有着中原的共同血脉；展望当今，两地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求富进取，和谐稳定。从历史的近似性与现代化进程两个方面来看，温州、泉州的强势发展，正渊源于两地文化的亲缘性，值得进行比较研究。

上古时期同为越族

上古，长江以南史称“古越”。中原人氏以为“越有百姓”（《吕氏春秋·恃君》），所以也称“百越”。《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今越南北部）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性。”史称其主要有於越、扬越、瓯越（东瓯，地处今温州一带）、闽越（今福州、泉州、漳州一带）、南越（粤）、骆越（西瓯，地处广西、贵州一带）。从土著居民看，温、泉两州上古时同为越族。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征服瓯越、闽越，设置闽中郡，治所闽侯即今福州，温、泉两地同属一郡。汉时又曾同属会稽郡。瓯越土著居民曾于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两度迁徙至庐江、江淮间，而闽越土著亦曾南迁潮汕平原及东渡澎湖、台湾。西晋末，“五胡乱华”，北方战乱频仍，衣冠南渡，至东晋建立，中原汉族流民大量自今浙江、江西入闽。晋人聚居泉州最多，以致泉州南安江而改称晋江。此后，唐末五代战乱，金人南侵，中原都有大量汉族流民经浙江入温州至泉州、漳州。其中部分中原汉族流民在南迁过程中见浙地田土肥沃，遂定居于浙。故今日温州、泉州多中原血统，尤以河南大姓居多。泉州历来有“陈、林半天下，王、黄占一半”之说，而温州亦以陈、林、王、黄四姓人口居多。这种惊人的相似，也说明温州、泉州两地有着中原的共同血脉。

中原汉族之南迁温州、泉州，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瓯越、闽越的土著居民也逐渐汉化。加上瓯江、晋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水利、航海，通商易市，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唐宋时期得到很大发展。

人民温饱之后求富裕，富裕之后则谋求发展。到宋代，温、泉两地教育、科举已走在全国前列。温州于东晋明帝太宁（323—325）年间设立永嘉郡学，教授子弟。此后，南朝宋谢灵运、裴松之、颜延之等相继为永嘉太守，皆亲临郡学教授讲学。泉州兴学略迟，约在南朝宋文帝（424—453）时，至明帝泰始元年（465），学堂已很普遍，“家有诗书”（《福建通志·名宦》）。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初，温州状元王十朋于孝宗乾道四年（1168）任泉州知府，曾捐一年俸禄修建郡学，至今在泉州传为佳话。

郡学、县学的设立，其直接结果就是人才的培养。从科举方面看，温、泉两地考取的第一个进士都在唐代。泉州士子首登进士榜的是欧阳詹，与韩愈同科，后又与韩愈同为太学博士，相当于现在最高学府的教授。温州第一个进士是吴畦，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进士及第，唐僖宗中和二年（882）任至宰相。从第一个进士起到清末，温、泉两地进士皆达1000多名。温州进士宋代尤多，泉州进士则明清两代居多。

学术艺术传播渗透

温、泉两地的文化亲缘关系，还表现在思想学术与文学艺术方面。在宋代，温州涌现了一批注重务实进取，反对空谈心性；倡导经世致用，反对贵义贱利、重农抑商的思想家，至南宋由叶适集大成，形成了“永嘉学派”。在泉州，至明中叶，也产生了具有近代色彩的启蒙思想家李卓吾，肯定个人欲望、个人利益，尊重个体个性；倡言人生应“自然、率真、快乐”，抨击伪君子、伪道德、伪道学。叶适、李卓吾的思想，产生于温、泉两地言商重利的历史环境，又反哺于两地人民，促进两地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使两地成为封建母胎内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

两地的亲缘文化，还反映在文学艺术方面，主要是市民文艺的产生和传播，其标志即温州南戏与泉州南音。温州南戏是比元杂剧更为成熟的戏曲形式，高明的《琵琶记》与以王十朋为主人公的《荆钗记》成为明清及近代泉州南音梨园戏、高甲戏，甚至布袋戏（掌中戏）及傀儡戏长演不衰的剧目。《王魁负桂英》、《蔡伯喈与赵五娘》两出，几乎家喻户晓。温州南戏经海陆两路，直接传入泉州及所属晋江、惠安、南安等地，与当地民间小唱相融而成为泉州南戏，亦称南音、南曲。至今，梨园戏（影响及于泉北之莆仙戏）仍存有南戏剧目2000多个。特别在曲牌、唱腔和表演程式上，有人称为“温州南戏的活化石”。温州南戏经泉州又传至潮汕平原，今日潮州戏，也应属温州南戏系统。

温、泉两地的亲缘文化，还表现在语汇上。如时节（时候）、天光（早晨）、日昼（中午）、日头（太阳）、金针（黄花菜）、落花生（花生）、鱼胶（鱼鳔）、草鸡（母鸡）、牛牯（公牛）、睏（睡）、洗面（洗脸）、面巾（毛巾）、吃茶（喝茶）、吃烟（抽烟）、箸（筷子）、配（菜肴）、烧酒（白酒），后生（年轻男子）、闹热（热闹）、笨（愚），等等。温州人创造了三个程度副词，相当于普通话的“很”、“非常”：死人、棺材、瞙瞊；如称赞非常好，则说“死人好”、“棺材好”、“瞙瞊好”。泉州人也创造了一个程度副词“哭父”，“非常好”就说成“好得哭父”。用死人、棺材、瞙瞊、哭父极不吉利的词来作程度副词，似乎来自古汉语“恶”的形象引申。古义“恶”就有很、非常的意思，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临浙江，水波恶。”（波涛很凶猛）《淮南子·坠形训》：“美须恶肥”（很肥胖）。邵雍《自咏吟》：“胸中恶坦夷”（心中很平静）。陆游《钗头凤》：“东风恶”（东风刮得很猛）。“恶”在这里都是程度副词很、非常，与死人、哭父等义同。在词序上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句式，即状语后置。如温州人说“你走先”，泉州人说“你走前”或“你走头前”。

共同具有海疆特征

温、泉两地之所以存在文化亲缘关系，除了上面所说的两地商品经济发达与人民务实求利的精神相似外，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地理地缘形成共同的“海洋文化”。两地同处我国东南沿海，与中原的“内陆文化”不同，海洋文化有更多的向海外发展谋生求利的海商精神。沿海丘陵，山多田少，人口繁衍后则走出海外，借舟船以居间贸易。早在三国孙吴时期，东南沿海人民即有“越度大海”，与境外进行物物交换之事。此后逐步发展为海外通商，故温、泉两地造船业非常发达。早在唐僖宗中和二年（882），温州即能造大舰从海路直通杭州。南宋高宗时，诏令沿海各州大造船只，温州、泉州均为造船中心。温州每年可造大船100艘（南宋楼钥《攻媿集》）。而泉州船舶质量较好，宋高宗绍兴初年，朝廷一次即向泉州订购200艘。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成立泉州市舶司，总领福建全省海外贸易；温州也于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设置市舶司，早于杭州澉浦港市舶。温州商船已至朝鲜、日本、印度、波斯、阿拉伯、坦桑尼亚等地通商贸易。泉州则引来海外多国商人聚居贸易，成为宋元时期世界第一商港，泉州商人足迹及于36个国家。

其次是大量泉州人口的北迁温州，促进了亲缘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温州在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有人口241694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仅为20.56人，相对属于“宽乡”，故能接纳福建移民。史载自唐末五代，地近福建的平阳、苍南、洞头、玉环等地即有福建移民，而泉州、漳州两地占90%以上。明代防倭，实行海禁。清初郑成功入主台湾，清廷不仅禁止闽人海外贸易，更禁止出海捕鱼；规定泉州沿海岸线30里地禁止民居，百姓一律迁入内地。泉州百姓无法生存，或渡海至台湾（至今台北70%以上人口祖籍为泉州），或南迁潮汕，而许多人则北移温州。据史晋川《温州模式研究》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温州人均土地为1.13亩，而泉州仅0.59亩，这是温州可以接纳泉州移民的客观条件。泉州人北移温州，多以聚居形式结成村落，在海岛、海湾或半岛形地块生存繁衍，至今玉环、洞头、平阳、苍南等地仍多闽南方言，大多为泉州移民。

第三，泉州的海商文化与温州的民营经济、重商主义，敢于创新精神的融合，使温、泉的亲缘文化更具海疆特色。明清以来，北起上海，经明州（宁波）、温州、福州、泉州、厦门、汕头至广州，形成我国东南沿海一条环海商业文化链，而温、泉是其重要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