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东临大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独特的半岛地形使其拥有众多优良港湾。早在史前时期，山东半岛即与朝鲜半岛、日本展开了海上交流。秦汉时期皇帝向往海上仙山，山东是方士们东渡求仙的必经之路。唐代至北宋前期，登州港成为北方最重要的港口，北宋中后期，随着契丹的崛起，离辽国疆域太近的登州港因“海禁”政策被封闭，从而由对外航运基地变成了单一功能的海防军事边塞，更多地表现出其军事及政治功能。宋代，由于位于密州的板桥市舶司设立，山东航运中心从半岛北岸的登州、莱州向南岸的板桥镇转移，板桥成为商业港口。到了金代，密州成为大型港口。

南京博物院院长 龚良

江苏海上丝绸之路，主要体现在扬州、苏州、南京三市。扬州自隋代确立了全国水陆交通枢纽地位，到唐代成为南北物资的集散地,大食、波斯等国商人带来了珠宝、香料、药材，又从扬州运回中国瓷器、铜镜、丝绸等。南京也以其南北相交、东西连通的文化交汇点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此外，江苏苏州的太仓市有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刘家港，张家港市有鉴真第六次成功东渡日本的黄泗浦港口遗址，都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真实见证。

浙江省博物馆馆长 陈浩

浙江是我国丝绸和陶瓷的重要产地，其海洋文化萌芽于河姆渡时期。宁波是浙江历史上重要的港口，其港城历史可以上溯到越王勾践所筑的句章古城，唐代始称明州，通过构建州城，兴建港口，置官办船场，整修杭甬运河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我国港口与造船最发达的地区，逐步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东线的枢纽港之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浙江烧造的越窑青瓷、龙泉窑青瓷与丝绸一起，是中国通过海路输往各地的主要商品。

福建博物院院长 吴志跃

早在汉代，福建就是我国对越南、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地区进行转口贸易的重要港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福建已成为我国重要的造船基地；隋唐五代时期，福州港、泉州港、甘棠港等港口日益兴盛，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宋元时期福建海外贸易达到鼎盛，元代泉州甚至成为“东方第一大港”。福建不仅向东南亚、南亚、印度洋、非洲等地大量出口丝绸、陶瓷、漆器等，同时来福建的阿拉伯人和朝鲜、日本、东南亚地区的商人以及西方传教士对福建的地方文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广东省博物馆馆长 魏峻

秦汉时期的广东已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占据重要地位，从秦汉的番禺港、徐闻港，到唐宋的广州港、扶胥港，再到明清的黄埔港，全国各地的丝绸、陶瓷、茶叶、工艺品齐聚广东，远销海外。唐宋时期，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起点，并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繁荣的贸易也带动了文化交流——两晋南北朝时，岭南成为佛教传入中国的主要入口；唐代，广东成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最早传播地之一，也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来华贸易的重要口岸；宋代，“蕃坊”内设有供外商交易的“蕃市”和供诸番子弟学习中国文化的“蕃学”；晚明之后，伴随着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到来，欧洲的宗教、科学、技术等不断由广东传入，而中国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工艺美术也由此传播到欧美。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长 吴伟峰

近年考古发掘显示，广西合浦附近的汉墓约有6000座（一说上万座），出土文物种类繁多，风格多样，既有中国文物，也不乏舶来品，由此证明广西合浦港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大量的船只在这里扬帆起航，大量的中国丝绸、黄金、陶器等从这里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还有地中海地区，同时也向国内输入大量的水晶、玛瑙、玻璃、香料等。汉以后，合浦港逐渐被广州港取代。

海南省博物馆馆长 丘刚

海南地处南海一隅，辽阔的南海连接太平洋、印度洋，海南及其海域也成为亚洲东南部与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印度次大陆、阿拉伯半岛、东非及欧洲等沿岸国家海上通商往来的必经之地，被誉为“世界第三黄金水道”，历史上海上交往不断。唐代以来，北自登、莱，南至交、广，皆通海外，而以“广州通海夷道”最为重要。这条航线后经由海南岛东部文昌近海，南下经万宁、陵水、三亚，向西南至西沙、南沙，刺激了海南这条贸易通道的经济繁荣，影响了海南岛建置中心的转移，也使海南的移民大量增长，域外文化如佛教、伊斯兰教等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