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走向海洋的故事童第周培育首条克隆鱼

□本报记者李魏

寻访地点

朱树屏故居

（金口二路13号）

张玺故居

（莱阳路28号甲）

赫崇本故居

（鱼山路9号甲）

毛汉礼故居

（福山路36号）

童第周、束星北故居

（鱼山路36号）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各自拥有一个关于海洋的梦想，并因此选择聚集到这个与海相接的城市。

他们的经历如此相似：曾经壮怀激烈的傲骄青春，又历残酷幽暗的岁月沧桑；他们在这座城市铺下了通往海洋之路的第一块基石，并为后来者开启了走向海洋秘境的大门。

今天，那些写有他们名字的楼舍，所留存的便是这样一个个憾去的伟岸的背影。

“红蝙蝠”老宅承载悲欢记忆

在儿子朱明眼里，父亲朱树屏太过忙碌：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大学本科水产学系，他完成了海带、紫菜、对虾育苗和养殖等一系列开创性成果，他主持了中国首次海洋渔场综合调查……

金口二路13号的院门儿紧闭，院墙不高，一座被涂抹成黄红相间的带阁楼的二层欧式小楼坐落其中，接近顶部的位置看得到一只磨砂质地的蝙蝠浮雕，门前一松一柏的树荫遮蔽下更添岁月留痕。

听到动静，门廊上两位正把玩钓具的长者开了院门，其中一位笑吟吟指着一旁的矍铄老人告诉记者，“你算找对人啦，他就是朱树屏的儿子。”

眼前65岁的老人正是朱树屏的小儿子朱明。1951年三岁的他随父母和哥姐从上海来青，搬进了这座至今已有103年历史的老宅，一住就是62年。要讲述父亲生前的故事，曾是中学语文老师的朱明竟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说起。

他说，自己专门去查过这幢老宅的历史，它建于1910年，原主人是日本人，由瑞典设计师设计，还有一个神秘的名字——红蝙蝠别墅。而今，几经变迁，住在楼上套间的朱明与楼下三户居民共同分享这幢已被划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宅院，他将通往二楼的楼梯用木板封起，变成独立的套间。

他透露，老宅最初整个外立面是乳白色的磨砂质地，并非现在的红黄相间色，经过上世纪80年代一次整修，现在墙面质感已很不相同，用来引流雨水的管道原先是墨绿色，因为有一节烂掉了才换作现在的白色PVC材质。

院墙较矮，夏天不时有游客翻墙而入，朱明对此并不介意。他们中大多数不知晓海洋学家朱树屏的名字，而是被这座富有特色的百年建筑所吸引。 1978年曾有两位日本老太来访，他们是原屋主的女儿，说是想看看自己度过童年的地方。朱明与她们在别墅前合了影。

一所老房子承载了多少悲欢记忆，怀旧者并不仅仅是它的主人。这或许也是朱明对于那些翻墙而入者多抱以宽容态度的原因。显然，在内心深处，他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父辈的那段历史。而他则是最接近真相的那个人。

朱明告诉记者，这楼前的松树和柏树，是全家刚搬进这里时一起种下的，在他年少的记忆里，那是难得的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光。那时的父亲太过忙碌：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大学本科水产学系——山东大学水产系，他完成了海带、紫菜、对虾育苗和养殖以及海洋水产农牧化等一系列开创性成果，他主持领导了中国首次海洋渔场综合调查……“那时一年中，能见到父亲的时间加起来不足24小时！”

如此短暂的团聚，朱明记住最多的还是父亲的严苛：“他要求我们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走路要轻，吃饭时也要保持双手捧碗双肘贴住身体的固定姿势。”朱明至今保持着用开水泡饭、碗里不留一粒米的习惯。他还记得1968年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双料特务，饱受摧残；母亲被下放农村劳动，而19岁的他学会了抽烟，关押中的父亲不知怎么得知此事，托人找到他令其马上戒掉，而他就真的戒了……

1972年备受折磨而高烧昏迷的朱树屏获周恩来总理特许赴沪治疗，24岁的朱明陪伴身边，直至1976年父亲去世。这四年最后的时光，父亲对他讲了很多，朱明才开始真正了解他和他所热爱的事业。他把父亲的日记、信札和手稿找来细读，发现那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履历，更是一部新中国开始走向海洋的发端史。2007年父亲诞辰百年之时，他终于将它们整理出版。

26年放不下父辈“身后事”

女儿赫羽说，父亲赫崇本当初毅然选择青岛而不是美国或是北京来从事他所热爱的海洋科学，原因仅仅在于，这里更靠近海洋。

有时候，人这一生的命运仅仅一个选择就已注定。

赫羽对于这座城市的往昔记忆显然是刻骨的。个人生命的轨迹因为父亲——海洋教育家、新中国海洋科学的奠基人之一赫崇本的选择而停驻在这里的她，执意带记者重新回到那座熟悉的院落。

鱼山路9号甲，她在这里成长为有主见的少女。她说，父亲当初毅然选择青岛而不是美国或是北京来从事他所热爱的海洋科学，原因仅仅在于，这里更靠近海洋。人这一生的命运有时仅仅一个选择就已注定。

从海大计算机系退休的赫羽和记者约好在中国海洋大学鱼山路校门口见面，同行的还有她的弟弟赫竞。校门口，两位老人头发花白令人突然有一丝心酸动容。沿着校门旁那条石板小路走上去不远，就看到赫崇本故居的牌匾，铁门紧锁，只能从门上一扇巴掌大的小窗中望到院落的一角。

“没变，什么都没改变，还是那树，就是窗框的颜色换了，原先是木制的棕红色，现在换成白色的塑钢窗了。”一行人站在门前望着，却都不想去敲门。她和他都早已不是这里的主人。

1949年解放前夕，赫崇本一家应国立山东大学之邀，从东北奔赴青岛。赫羽至今还记得，一家人在机场滞留了三天三夜，却因当时动荡的时局而无法登机。后来由当时教育部门出面，才得以成行。那时的赫崇本刚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归国，为此他放弃了海洋学博士学位。和他一同抵达青岛的，还有他耗尽留美所有积蓄、又向同学借钱购得的数箱海洋学书籍。

1952年，赫崇本参与创建国立山东大学海洋系，任系主任。并第一次以中国海洋学讲师的身份开讲了“潮汐”、“海浪”、“海流”课程。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当时全国知名的海洋教育人才得以汇集青岛；也正是他，冒险起用了曾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的束星北教授；也正是在他的直接努力下，1964年，我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建造的远洋科学考察船建成并投入使用。

然而令赫羽不解的是，在1987年父亲过世后不久，他们就接到通知，令全家立即迁出鱼山路9号甲的住处。仓促间，父亲的大批遗物和书籍无处安置，只能临时搬进海大校内的一处废弃阁楼。而今26年过去了，多数书籍物品早已遗失损毁。赫羽去过几回，阁楼上垃圾成堆，房顶瓦片支离破碎，漏风漏雨不说，还曾有小偷光顾，将书乱丢乱翻一气……

有时赫羽会设想，如果当初父亲没有回国，也没有来青……凝望这个熟悉的院落，她没有向记者描述那些曾经欢乐的幸福家庭场景；凝望院门边悬挂的“赫崇本故居”的金字牌匾，她笑着讲述了2003年牌匾上的刻字如何将“赫”误作“郝”的尴尬。赫羽说，父亲一辈子不求名利，感谢有关部门能够为他的旧居挂牌，让后辈能够通过它了解海洋科学、了解那一代人无私忘我的精神。

“第一宿舍”留下精神财富

上世纪40年代，童第周曾住在这里，与他同在一个院落中居住的还有“天才物理学家”束星北，文化学者冯沅君、陆侃如，以及同时是物理学家和戏剧大家的丁西林。“一舍”因此成为加挂名人牌匾最多的岛城名人高地。

莱阳路28号那幢三层的别墅粉刷一新，现在被用作琴岛通卡股份有限公司的办公楼，一楼还开辟了售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完全不了解院门口牌匾上的“张玺”是何许人，更不知道此楼的历史沿革。

有关这座建筑的具体建造时间，即便是有“青岛历史活字典”之誉的鲁海老先生也难有确切答案。大家知晓最多的莫过于上世纪30年代诗人卞之琳和何其芳在此小住。那时，这里是一座俄国人（一说是德国人）开设的度假型旅馆，房价极低。卞之琳曾描述说：从居室的窗户可以看见小青岛，“入夜之后，小青岛灯塔上的红灯一闪一闪，给人以诗的遐想。”

据说，日占时期这里还曾是铁路局日本职员宿舍，被称为“莱阳寮”。至于两层楼之上为何后来又加盖了第三层，便没人知道了。

1950年，这里成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海洋生物研究室，也就是后来的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筹建者中有他们的名字：张玺、童第周、曾呈奎，第二年朱树屏加入。研究室创建不久就搬到汇泉，这里遂成为张玺等人的宿舍楼。

同样加挂故居牌匾的宿舍楼还有位于鱼山路36号的国立山东大学大学“第一宿舍”，上世纪40年代，生物学家、教育家、中国实验胚胎学创始人童第周曾住在这里，与他同在一个院落中居住的还有被誉为“天下第一才子”的天才物理学家、被称作“中国知识分子肌体上一道最深的伤口”的束星北，文化学者、文学大家冯沅君、陆侃如，以及同时是物理学家和戏剧大家的丁西林（又名丁燮林），“一舍”因此成为加挂名人牌匾最多的岛城名人高地。

而故居牌匾最难寻觅的则是奠定了新中国物理海洋学之基的毛汉礼，位于福山路36号的海洋研究所宿舍楼外墙上，要仔细寻找才能发现那个隐匿于一楼树篱间的满是划痕的“毛汉礼故居”牌匾。

一位对本土海洋学家群体做过深入采访的同行这样评述这些加挂于宿舍楼的铭牌的意义：对于青岛这座城市来说，人文精神的张扬和文化底蕴的建设不仅仅在于如老舍、梁实秋、沈从文等文学大师的“遗迹”保存，已走入历史的学科“掌门人”，其人其事其“影”，也已融入城市的文化传统中，他们所蕴涵的城市文化更应成为城市的精神财富。

名人纪事●毛汉礼

用美军战俘交换回国

物理海洋学家毛汉礼的女儿毛彦平至今仍住在福山路18号的楼院中，她告诉记者，1988年父亲就是在这里去世的。

1951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获海洋学博士学位的毛汉礼准备回国，其时正值抗美援朝，迫于中美关系时局和他所从事的海洋学科，美国政府不准他回国。直至1954年，在周恩来总理干预下，与钱学森一样，用朝鲜战场上被我军抓获的美军战俘作为交换，毛汉礼才得以启程。这段经历如今讲起，犹如传奇。

而与赫崇本一样，学海洋的毛汉礼没有选择留京，而是去到更靠近大海的青岛。1955年，毛彦平7岁，随父母一起来青，先住在莱阳路28号的海洋所宿舍（现在的张玺故居），次年搬进了刚刚建好的福山路36号宿舍。

在毛彦平的印象里，父亲性格率直，甚至脾气略显暴躁。“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读研究生时，不准他们谈恋爱，晚上要他们念书，他都会跑去查夜。做实验的时候，如果有父亲站在谁身后，那个学生的手都会发抖的。”

父亲在“文革”中经受的折磨毛彦平不愿再提起。她告诉记者，“文革”前，父亲甚至连医院都没有去过，他的身体很棒。“文革”后他得了冠心病。也就是在那时，1965年去青海支边的毛彦平才被调回，守护在父亲身边。

毛彦平说，“文革”后毛汉礼有许多出国机会，他的许多已功成名就的同学都对他的选择表示惋惜，而他却十分坚定地表示，自己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回来就是为报效祖国。毛彦平也曾问过父亲类似的问题，老人家说，“再给我多少次机会我都一定会回来。现在就算自己身体不行不能做研究了，还可以培养学生。”

毛汉礼的学生中，许多如今已成为国家院士，他们都曾聆听过老师的一句教诲：出国学习，一定要回来，为祖国效力！

名人纪事●朱树屏

严谨节制是他的“标签”

《中国科技史》作者、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剑桥同朱树屏结下了深厚友谊。他曾在抗战访华时，到重庆北碚的山沟里代朱树屏看望朱夫人，并在朱树屏去世后致信给她：“我深深地怀念他，他是一位杰出的生物学家、著名的藻类学家、卓越的实践家。《中国科技史》正是在像他这样优秀的中国科学家的帮助和支持下完成的。”

1946年朱树屏曾受聘于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在那里创建了世界一流的实验室。直至抗战胜利回国，他的照片依然悬挂在那个研究所的墙上。朱树屏的女儿、天津大学退休教授、旅居法国的朱履冰评价父亲：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一丝不苟，从不允许半点虚假，这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

她回忆说：父亲对她的学习要求很严格。“抗战胜利后，我考入英文水平较高的上海南海模范中学，我入学考试的英文成绩却是零分，因为我一个字母都不会。这里的英文课都是从小学开始的，上课时老师全部说英语，第一堂课就把我吓哭了。父亲鼓励我，要我每天把课文的每一句读写20遍。于是我每天攻读到深夜12点以后，考试成绩在第一个学期期末达到了100分。”“父亲给我的座右铭是‘君子自强不息，任重而道远’。在我一生的艰难岁月里，他像一座灯塔，始终在指引我、支撑我。”

她回忆生活中的父亲：他这样约束孩子们——不要因自己的存在而给周围的人带来不便，要处处替别人着想。在屋内走路，“他从不允许我踏出声音。他还要求我们‘饮食八分饱，衣着八成暖’。”他说，这不仅对健康有好处，而且也是克制力和意志力的锻炼。他要求孩子们做什么事都要有节制。他曾说：“真正的涵养是在谦逊中铸就的。”在科研成果排名的先后、学术论文的署名、荣誉奖励的轻重等等方面，他从不计较。

小儿子朱明回忆说，父亲正直、坦荡、刚正不阿。1968年，当“四人帮”爪牙威逼他写周总理的黑材料时，他坚决抵制，遭到了更残酷的人身摧残。

名人纪事●童第周

培育世界首条克隆鱼

从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海洋生物学家、中国实验胚胎学创始人童第周的命运跟随当时在青岛的“老山大”流转。

1934年，已获得博士学位的童第周放弃国外继续深造机会回国，经人推荐，赴国立山东大学任生物系教授。后抗战爆发，战乱中，童第周随国立山大先后迁到安庆、武汉和万县复课。

1946年，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赵太侔任校长，邀请童第周继续回校任教。他离开复旦大学再赴青岛，任生物系主任。1950年8月，童第周受命与曾呈奎、张玺等研究员一起，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海洋研究机构，即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前身——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由他担任研究室主任。

2004年，徐立忠应邀为童第周创作纪念雕像，他开始注意收集有关童第周的文字资料，读到了《新华月报》的一篇《中国克隆鱼，你为何如此沉默？》的文章。徐立忠不仅从中获得了创作灵感，更全面了解了这位已故生物学家在20世纪科学史上所取得的重大突破。“很多人认为，英国多莉克隆羊是世界上第一只体细胞克隆动物，其实早在多莉出生15年前，童第周和他的同事就培育出了第一条克隆鱼。”

上世纪50年代末，童第周率先提出鱼类克隆研究的命题。然而，在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发表后不久，“文革”开始，一切研究工作中断。直至1980年，童第周才成功获得了第一批具有“发育全能性”的克隆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