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十八大报告首度将建设海洋强国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海洋强国的建设，必须有强大的海洋文化作为人文支撑和理论引领。

宁波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历史上曾有过“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和兴盛，也留下了御敌保国的慷慨与悲壮。近现代，一代代宁波人走出故土，漂洋过海经商创业，成就了“宁波帮”形成、发展、鼎盛的辉煌史诗。为进一步深化地方文化建设，促进宁波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不久前，市文化研究会、市文物考古博物馆学会、市行政学院浙东文化研究所联合召开了第七届浙东文化论坛，与会学者围绕“宁波海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展开了深入研讨，提出了不少富有新意的观点。

一、深入挖掘了“海上丝绸之路”对于宁波文化内涵的影响

杨古城认为，宁波作为大运河的南端，一直与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相连，实际上承载着对外交往的厚重文化。因为一条通向海洋的浙东运河，改变了浙东曾经被称“蛮夷”之地的命运，改变了宁波长期以来偏处一隅的封闭状态，而崛起为生气勃勃的东方大港和书香名城的一颗东方明珠，成为“海上之路”著名的启航岸和目的地。陈依元指出，“海上之路”是开放之路，也是历史上宁波区域开放的代名语。它的的开通与繁盛，给历史上宁波的区域文化刻上了海洋文化的鲜明印记，也使其从史前时代的海洋文明进入到以东西方文明对话为主要内容的海洋文明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狭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书画之路”、“海上佛教之路”和“海上茶叶之路”在时间、空间及其内涵上有交叉、重叠，是经济交往中有文化现象、文化交流中有经济依托的表现。“海上之路”对宁波区域文化有着多元影响，使其“海纳百川”，具有海洋文化、农耕文化、商贸文化的多重色彩。

二、悉心研究了宁波港口文化的丰富内涵

张如安指出，自宋代以来，诗人们不断地对宁波港的繁荣景象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并以港城为背景，抒发了各种各样的情感。诗人们触及最多的是离情、信俗、商贸文化，丰富了宁波港口文化的内涵。胡惠瑞通过史料分析，认为宁波港的史源是古句章港。直到公元6世纪逐渐衰落后，甬江流域的姚江北侧海岸线逐渐北扩，形成姚江东伸至三江口，甬江流域的三江口开始浮出水面，长庆元年（821），明州州治也从小溪迁到三江口，标志着句章港东迁三江口这一过程完成。顾月婷则从中央政府对港口的管理、港口商业贸易、航船制造、文化信仰的传入与融合这几个方面来剖析宁波港口文化内涵的形成，并提出它在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和新途径，指出宁波港口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将“与时俱进”和“以人为本”二者相结合。

三、着力分析了海洋文化在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价值

黄定福认为，作为我国现存的宫馆合一的实例、中国八大天后宫之一的庆安会馆是浙东近代木结构建筑典范，中轴线上现存建筑有宫门、仪门、前戏台、正殿、后戏台、后殿、左右厢房、耳房及附属用房。保存有1000余件朱金木雕、200多件砖雕、石雕工艺品，体现了清代浙东地区“三雕”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为宁波港口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是中国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的文化遗存。傅祖栋梳理了海洋人事记录、海洋文学艺术、海洋民间习俗、海洋节庆活动、海洋制作工艺五个方面的宁波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出宁波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总体形势比较乐观，但部分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存在面临流失甚至消亡的威胁。王国安则从渔文化的视角指出，海洋渔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既是传承渔文化的传统和保护渔文化的独特性的重要举措，也是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具体实践。通过对与民众生活关系密切的渔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使海洋渔文化能够世代相传，并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朱惠民从海鲜饮食文化入手，就宁波菜美味与文化味的提升指出了路径：拓展视野，创新思维，在保持与发扬本帮特色和核心厨艺中，博采他系菜的长处，为我所用。

四、认真探讨了海防文化以及海洋名人文化

张明指出，1874日本发动侵台战争，张斯桂跟随沈葆桢巡防台湾。在沈葆桢的领导下，张斯桂等人在台湾抵御日本侵略、开山抚民、增设府县、修筑炮台、兴办洋务。这些活动结束了台湾与大陆长期的半隔离状态，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做出了重要贡献。诸焕灿经从文献史料细细搜寻，却难以找到徐福从达蓬山东渡的原始史料依据，由此强调了历史研究来不得半点虚构与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