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古代帝王，人们自然会想到秦皇汉武，他们打造的强大帝国，是中国历史的骄傲。更有意思的是，在拓展辽阔的陆地版图的同时，这两位帝王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海洋，并多次东巡至海。尽管他们惑于长生之说，但他们对海洋的关注，仍然为中国文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子今
秦始皇海上射杀巨鱼
秦始皇重视以巡行方式镇抚地方，宣扬威德，强化行政效力。据《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他在统一战争进程中曾经3次出巡，“初并天下”又有5次出巡，其中4次行至海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行，登泰山后“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次年再次东巡。据之罘石刻记载，“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来到碣石。考古学者在辽宁绥中和河北秦皇岛发掘出的渤海湾西岸秦行宫遗址，应当就是当年秦始皇东巡时的居所。秦始皇在公元前210年最后一次出巡，曾有“渡海渚”“望于南海”的经历，又有“并海上，北至琅邪”的记载。他生命的终点就在巡行海上返回的途中。
秦始皇第一次东巡海滨，行至琅邪，“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巡行途中留居三月，是极异常的举动，也是这位来自西北黄土地带的政治人物在咸阳以外停留最久的记录。而“徙黔首三万户”在秦强制移民的行为中，是唯一一次以东方为迁徙方向，其规模也仅次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复十二岁”即免除12年赋役，也是秦王朝行政记录中仅见的一例。
琅邪是海上大港，越王勾践曾将越国的都城从会稽迁到这里。后来王莽更改地名时，称琅邪为“填夷”。“填夷”也就是“镇夷”，暗示琅邪因联系外洋的交通优势，在外交上有特殊地位。
在琅邪，秦始皇与随行重臣王离、王贲、李斯等“议功德于海上”，这一行为很可能有特殊的政治文化象征意义。对照《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汉武帝“宿留海上”的记载，可以推测，这里“议于海上”之所谓“海上”，很可能并不是指海滨，而是指海面上。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方士徐巿等解释“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的原因在于海洋巨鱼导致的海上航行障碍：“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随后又有秦始皇与“海神”以敌对方式直接接触的心理记录和行为记录：“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比照历代帝王行迹，秦始皇这一行为堪称千古之最。
据《汉书》卷五一《贾山传》记载西汉人回述秦帝国交通建设的成就：“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唐代学者颜师古解释说：“濒，水涯也。濒海，谓缘海之边也。毕，尽也。”秦始皇的浩荡车队多次“并海”行进的轨迹，说明当时滨海地方有高等级的道路千里贯通。秦二世也曾效法始皇帝沿“并海道”巡行，以求建立政治威望。
汉武帝海上留宿数日
汉武帝也是一位对海洋世界充满好奇的帝王，一生中至少10次至于海上，超过了秦始皇。对于汉武帝的海上之行，《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记载：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宿留海上，与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封泰山后，他再次至海上，“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至东莱，宿留之数日。”元封五年（前106），“北至琅邪，并海上。”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临渤海，将以望祠蓬莱之属，冀至殊庭焉。”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又有海上之行：“东巡海上，考神仙僊之属，未有验者。”
除了《史记》卷三一《封禅书》6次行临海上的记录外，《汉书》卷六《武帝纪》还记载了汉武帝晚年4次出行至于海滨的情形：“（天汉）二年春，行幸东海。”“（太始三年）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太始四年）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门宫，若有乡坐拜者。作《交门之歌》。”“（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东莱，临大海。”汉武帝最后一次行临东海，已经是68岁高龄。
早期海洋意识的觉醒
出于探索海洋未知世界的特殊热忱，使得秦皇汉武频繁的海上出行成为中国古代帝王经历中罕见的情节。
在秦始皇和汉武帝东巡海上的行程中，都有恭敬礼祀齐人传统信仰体系中“八神”的仪式。《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关于汉武帝出巡的记述中也说：“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八神”祀所，确实四处都在“海上”。“礼祠八神”体现出对齐人原有祭祀传统的尊重，也体现出对齐人作为海洋开发先行者的尊重。
在“东游海上”的行程中，秦皇汉武接受了方士的宣传。燕齐海上方士是环渤海地区较早关注海洋的人群。尽管长生之说虚妄，但他们出海过程中对海洋气象、海洋水文、海洋生物诸方面的探求，又具有积极的历史和科学意义。
在秦始皇距海甚为遥远的西北宫苑中，也有不少海洋元素。《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说到“兰池”。张守节《正义》引《秦记》云：“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秦记》是秦国史书，其中记载应当是可信的。秦始皇陵地宫的设计，据说“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可以理解为有意营造的海洋模型。似乎陵墓主人对大海的倾心向往，至死未减。
据《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筑建章宫，特意设计了仿拟“海中神山”的园林结构：“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像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司马贞《索隐》引《三辅故事》云：“殿北海池北岸有石鱼，长二丈，广五尺，西岸有石龟，二枚，各长六尺。”“殿北海池”的说法值得注意，这样的做法实现了汉武帝海洋体验的物化纪念，或许可以看作深信海上方士神仙学说的表现，而客观上又有益于海洋文化的传播。
秦始皇、汉武帝对海洋的特殊关注，与当时华夏文化开放进取的时代风格相一致，也体现了当时社会海洋意识的觉醒。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秦汉帝国空前强盛，东洋南洋航线得以开通……查看全文：http://epaper.oceanol.com/shtml/zghyb/20130828/6439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