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信仰妈祖的江南船工由临安（今杭州）至大都（今北京）运送粮食和物资的路线只有一条，那就是通过京杭大运河，水旱兼行的“漕运”。这条漕运路线十分迂回艰苦。“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达于京。”这是妈祖文化北传天津的第一条具有代表性的路线。这条路线一直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才最终废弃，运粮完全改由海运。

元至元十三年（1276）海船自崇明州（今属上海市）“从海道载入京师”，这便是元代海运的开始。不过这一年所运不是江南漕粮，而是南宋于临安的库藏典籍。这就是元海运最初开辟的航线。所谓“从海道载入京师”，便是江南吴人船工将妈祖文化传入天津的第二条线路。

元统一中国后，由于江南大批粮食物资需运往北方，至元十九年（1282），再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因为是第一次正式实施漕粮海运，经验不足，直到第二年三月方达直沽（天津）。尽管如此，海运比起漕运“船多损坏，民亦苦之”来说，其优越性还是显而易见的。这条航线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码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使用了九年之久。每年岁运粮之数骤增，九年中共运粮七百一十七万八千石。这应是妈祖北传天津的第三条线路。

公元1292年，即“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险恶，复开生道”，于是又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但这条航线依然不令人满意，一年后以失败告终。这是妈祖文化北传的第四条线路。

至元三十年（1293），“千户殷明略又开新道，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这条航线确实近便多了，“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而已，视前二道为最便云”。如果顺风行驶，不过十天即到。这条航线也就是后来元代海运长期使用的主要航道。由于去深海航行，使用了吨位大的尖底海船，又“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所以岁运粮数猛增，“至于天历、至顺，由四万石以上增而为三百万以上，其所以为国计者大矣”。据记载，仅天历二年（1329）一年的岁运之数，就达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占了首次开创航线九年间（1282-1291）共运粮数的一半。这条海运航线成了元政府的经济命脉，从至元三十年（1293）开辟成功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代最后一次海运止，用了70年之久，也是妈祖文化北传天津的第五条线路。

元代漕运、海运，妈祖文化北传天津是个长时期循序渐进过程，上述五条路线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还是第五条长达70年的海运航线，和元初第一条水旱兼行的“漕运路线”，影响最为深远。

妈祖文化传入天津与大批江南船工涌入天津有直接关系。他们是妈祖虔诚信仰者，他们在“溟渤皆墓田”的大海中航行，只能“复祷天妃上海船”了（臧梦麟《直沽谣》）。妈祖便成了他们惟一的精神支柱，鼓舞他们斗狂风，战恶浪，把江南大批粮食和物资源源不断运来北方，而且也把妈祖信仰带进天津，以致“直沽、平江、周泾、泉、福、兴化皆有庙”（《元史·祭祀志》）。直沽即天津。大直沽立庙当在至元年间（约1278-1288之间），小直沽立庙为泰定三年（1326），“八月辛丑，作天妃宫于海津镇”（《元史》卷三十《泰定帝》二）。

妈祖文化随元代漕运、海运北传天津，为妈祖文化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