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初，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成立。这支被称为中国“气候变化智囊团”的队伍，汇集了12位来自中国气象局等部门的权威专家，其中包括8位院士，他们的一项日常工作就是“为坐在谈判桌上的人输送武器弹药”。“智囊团”核心成员有主任委员孙鸿烈院士和副主任委员丁一汇院士。
在中国工程院网站上，写着这样的介绍：“丁一汇是国际上气候变化研究领域中有影响、有贡献的科学家之一”。
2008年初，丁一汇在电脑面前敲打完《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对〈IPCC第四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评估报告》的最后一个字，终于长长地舒了口气。这份被盖上“秘密文件”的《评估报告》打印后被装订成厚厚三大本。作为气候变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丁一汇领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带领“智囊团”成员分析解读这份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评估报告。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是国际科学界对气候变化问题最权威、最全面的研究，代表了目前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最高水平，也是国际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智囊团”花了七八个月对它进行解读，分析出报告的哪些结论对中国有利，哪些结论对中国不利，这些信息在中国参加国际气候谈判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丁一汇说。
一个周六傍晚，记者在中国气象局办公室见到了丁一汇院士，这位白发花白、戴着老花眼镜的71岁老人正伏案工作。他手拿一支铅笔和一把尺，对着书桌上摊开的气候变化趋势图资料认真测量。在书桌的前端，整齐地摆满一排笔筒，每只笔筒内都插着十来支2B铅笔。这些就是丁一汇日常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
丁一汇还是“智囊团”第一小组的组长，该小组负责探讨“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比如气候变化产生的原因，如何用气候模型预测未来气候情况等；组员包括来自海洋所的巢纪平院士，以及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吴国雄院士。
对于丁一汇来说，研究IPCC报告可谓熟门熟路。早在20年前，他就开始参与到IPCC的工作中。他曾参与和主持IPCC第一、二、三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
1990年，时任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的丁一汇被派往联合国，与全球顶尖的数千名科学家一起，对气候变化的科研成果做第一次评估。“当时，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成因还模棱两可，大部分人认为主要是自然因素，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影响很小，甚至微乎其微。”通过两年时间的论证商讨，《IPCC第一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及《补充报告》于1992年出炉，报告首次提出“持续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在大气中的积累将导致气候变化”这个观念。这项报告直接促成了199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效。
1995年，《IPCC第二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表明，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具有可辨识的影响，专家找到更多证据证明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了直接影响；2001年，《IPCC第三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进一步指出，近50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温室气体（注：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的增温效应造成的，并将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这两份评估报告意义重大，分别为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通过以及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铺平了道路。其中，丁一汇功不可没，他是《第二份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副主席，《第三份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
2007年2月,IPCC发布第四份评估报告。这一次，已经69岁高龄的丁一汇没有参与报告评估工作，但他还是受到IPCC主席金德拉・帕乔里的邀请，成为报告第一章的合著人。“帕乔里说，他希望报告的第一章能够详细介绍气候变化发展的历史观，包括人类对气候变化科学认识的演变过程。由于我参与并主持过前面三份报告的评估工作，写这些内容还是很得心应手。”老人自豪地说。
在IPCC工作二十年的经历，也为他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这些资源在他作为“智囊团”成员进行气候外交时发挥了作用。
今年8月，印度环境部部长拉梅什来华访问，一脸愁容。那段时间，不少外国媒体纷纷猜测，中国已同美国就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的立场达成某种一致，这令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很不安。
10月21日、22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率领丁一汇等三名“智囊团”成员赶赴印度新德里。在那里，有一支叫做“印度总理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团队在等待他们。双方会面，丁一汇见到了老同事帕乔里博士。接过丁一汇赠送的书籍，帕乔里露出难得的笑容，紧张的气氛顿时变得融洽起来。
在印度访问的两天时间里，中方代表团共做了5个报告，第五个压轴出场的丁一汇讲述的是中印共同面对的气候难题。“中印面临许多相同问题，比如说气候变化导致喜马拉雅山脉冰川融化；两个国家都是季风气候，面临相同的旱涝困扰；第三是两国上空同样弥漫着大量大气棕色云团。”丁一汇的报告一下子拉近了中印之间的距离。
交流结束，双方达成共识，解振华与拉梅什代表双方政府，顺利签署《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