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文化包括人类一切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毫无疑义，它也包括人类一切与海洋有关的创造，就是说包括“海洋文化”。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在讨论文化问题时，往往“站在内陆而背对着海洋”①，只看到陆地对于人类的生存意义，没有或者很少注意到海洋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只看到人类在陆地上的生产生活情况，没有或很少注意到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方面的伟大创造。即使在西方，在18世纪“文化学”兴起之际，农业生产也被看作是文化的本源。这一点可以从西语“文化”概念的语源发生上明显看出。在西方语言中，“文化”概念源于拉丁文的"colere"一词，而该词的原意是指“耕作”和“培植”。②工业化和工业社会形成之后，文化概念自然也延伸到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关的商品贸易、城市化、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等方面，包括与海洋有关的种种事物，如海上航行、海外贸易、海洋霸权争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以及众多描写海洋的文学艺术作品和像“海权论”一类的战略思考等。但是，迄今为止，西方学术界还没有人把“海洋文化”作为一个学科提出来，上升到学科的高度。

把“海洋文化”从一般的文化中独立出来，把海洋文化与陆地文化区别开来，并赋予它特定的本质内涵，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创举。而这一创举的出现与中国学者对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反思和21世纪“海洋世纪”的到来又有密切联系。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陆海兼具、生态环境多样的大国，历史上也曾经是一个海洋大国。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沿海居民就开始了原始的采拾贝类和“煮海为盐”；秦汉以后，近海捕捞、海上航行、造船和航海技术又有了长足进步；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与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的阿拉伯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到了元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泉州(刺桐)已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堪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媲美；元朝还建立了强大的水师，进行过大规模的海上远征，至明代，郑和下西洋更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然而，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有着浓厚的陆地味道，它以农业为经济命脉，重视农业生产而鄙薄商贾贸易；它以家庭为社会基座，重视安家乐业而鄙薄迁徙游离。为了防范海盗抢劫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中国封建统治者还经常颁布“海禁”律令，盲目地闭关锁国。凡此种种，对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产生了严重后果。它导致中国自明清以降急剧地“从海洋退却”③，使中国丧失了海上竞争的优势，饱受了西方殖民列强的欺凌和剥削。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学人至今仍念念不忘，每每忆起，皆痛心疾首，扼腕叹息，因此改造本土文化，走出黄土地，驶进蔚蓝色的海洋，现已成为知识界和文化界的一种共识。

20世纪末叶以来，随着陆地资源的枯竭、人口压力的加剧和生存环境的恶化，国际社会开始对海洋投入更大的关怀了。海洋被看作是人类社会连续发展的希望所在，被看作是未来文明的根本出路。世界各国海洋权益观念越来越强化，海洋资源勘探全面展开，海洋经济迅速增长，海洋军事力量急剧加强，海洋养殖与加工、海洋运输与贸易、海洋药物与保健品、海洋旅游、海洋化工、海洋矿产资源和海洋能源的综合利用等已经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产业群。滨海城市、沿海乡镇、传统渔业乡镇、传统渔港码头分别向大都市化、中小城市化、经贸企业化、工业商贸化方向发展，传统农渔业人口也大规模向企业人口和市民人口构成转变。“万国竞渡”的海洋热，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震撼。迎接新时代的挑战，把握历史发展的机遇，这种强烈的责任感敦促人文学者们也积极行动起来。与《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海洋863计划”、“蓝色国土”、“海上辽东”、“海上山东”、“海上苏东”、“海上浙江”、“海上福建”、“海上广东”、“海南海洋大省”以至“海上中国”等政府规划的出台和实施并行，“海洋文化”也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得以建立起来。

在把海洋文化作为一门学科进行重点建设的过程中，中国海洋大学堪称开风气之先。早在1996年，海洋大学就提出研究海洋文化、建立海洋文化学科的工作计划。1997年，又成立了海洋文化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专门机构——海洋文化研究所；当年《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开设“海洋文化研究”专栏，海洋文化研究所则组织力量开始了《海洋文化概论》和《海洋观教育》丛书的编写。1998年，海洋文化研究所在全校范围开设“海洋文化概论”选修课(自1999年起改为必修课)，并出版了《海洋文化概论》教科书。2000年，“海洋文化概论”被列入省级教育改革试点课程建设项目。自1999年起，大型年刊《中国海洋文化研究》陆续出版，与此同时，海洋文化研究所与韩国有关方面联合成立的中韩海洋文化研究中心也展开了频繁活动，合作研究与学术文化成果不断(第20页)。

要创立一门新学科，最重要而且也最困难的无疑是对该学科进行学理论证的工作。曲金良——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长——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他在新近出版《海洋文化与社会》一书中，对海洋文化的学术定位进行了认真论证，对海洋文化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探索。这是一部富有创造性和前瞻性的重要著作。全书共分八章，它以讨论海洋科技与海洋文化的关系为引子，依次论述了海洋文化的基本理论架构、海洋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传播与碰撞、环黄海圈的历史与当代发展、海洋审美与旅游开发、海洋文化的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等问题，最后还附加了两篇论述海洋环境问题和西方现代文明问题的专题论文。

综观全书，最为引人注目的、最发人深省的是作者对“海洋文化”的本质、其基本特征和实践意义的分析论述。作者定义说：“海洋文化，就是有关海洋的文化；就是人类源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化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第26页)。这个定义言简意赅，语义深刻。尤其是把“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看作海洋文化的本质，对于“我们借鉴人类开发利用海洋同时又受制于海洋的历史，从而更好、更有效的实施可持续发展略，让海洋更多地造福于我们人类”(第26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海洋文化不只被看作地理意义上的文化现象，它也被赋予特定的人文价值取向。海洋文化成了一种符号，一种有助于克服陆地文化的局限性和偏狭性、保守性和落后性理性的工具。

在上述定义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对海洋文化的主要特征作了如下概括：海洋文化就其内质结构而言，它具有涉海性；就运作机制而言，它具有对外的、外向的辐射性与交流性，亦即异域异质文化间的跨海联动性和互动性；就价值取向而言，它具有商业性和慕利性；就历史形态而言，它具有开放性和拓展性；就社会机制而言，它具有社会组织的行业性和政治形态的民主性，相应地也就具有法制性；就哲学与审美蕴涵而言，它具有生命的本然性和壮美性(第28—33页)。海洋文化集开放、重商、民主、法制、自然、壮美等诸多值得追求的人文价值于一体，实际成了人类未来文化发展的样板!

在作者看来，海洋文化既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又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它可以为人类今天的海洋文化建设和明天的海洋文化发展走向提供能动的借鉴参考”(第35页)。海洋文化的实践价值具体表现在：“(1)在发展海洋事业的决策层面上，海洋文化的研究可以寻找到何种海洋文化模式更适合于本地区、本民族或本国家的发展，在制定海洋政策吸收哪些成功的经验，记取哪些失败的或者负面影响太大的教训，使得海洋文化朝着人类文明真正有利于‘人’的进步的方向发展；(2)在海洋人文哲学和人文意识的层面上，海洋文化学的研究可以使人们建立正确的海洋意识和观念，不仅开发利用海洋，而且亲和海洋，善待海洋，使海洋成为人类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空间；(3)在发展海洋事业的具体运作层面上，海洋文化可以通过其具体的应用性分支学科的研究，诸如海洋产业文化、海洋社区文化、海洋旅游文化、海洋饮食文化、海洋交通文化、海洋军事文化等，提供适应海洋文化发生发展规律的具有特色的战略策划、形象策划、市场策划和运作策划；(4)在海洋事业人才教育培养层面上，海洋文化学的研究不仅是培养海洋高等人才所必需开设的课目，而且是相关课目开设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也是面向社会，尤其是面向青少年普及海洋意识观念和知识的重要内容。”(第35页)在这里，作者着重强调了海洋文化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高人与海洋和谐亲善意识方面的功能。实际上，这也是海洋文化——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最重要功能。

作者从战略的高度来审视海洋，深入论述了“海洋对人类文明模式的建构”所起的“不但是基础的而且是人海同构的作用”(第47页)。作者指出：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气候条件和生存环境、诸多人种的形成、其体质体态特征和文化内涵都深受海洋的影响。海洋影响着人类的观念、信仰、心态、思维方式和审美感受，影响着民间社会的生活方式，影响着人类的语言创造和艺术创造，影响着人类的科学技术发明与发展走向，影响着各民族之间尤其是跨海各民族、区域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交流甚至人种的婚配和“混血”交融(第47—50页)。面向海洋，必然带来拓展。包括经济范围的拓展、生活资料来源的拓展、商贸市场的拓展、人文精神影响力的拓展和人居空间环境的拓展。海洋文化的发达与否与国家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证明，从总体规律上来讲，什么时候、哪里面向海洋了，开放了，什么时候、哪里的经济、文化就繁荣了，发展了；否则，即使不因为战争的征服和自然灾害的毁灭性打击，那里的文明也容易衰败、落后，甚至走向死亡。”(第31页)。当前，时代向人类发出了“重返海洋”的庄重邀请。提高海洋国土和海洋资源意识，贯彻海陆并举方针，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加强海水养殖、海洋捕捞、海洋化工、海洋能源、海洋矿产、海洋交通、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和海洋旅游业，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包括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

要开发利用海洋空间和资源，海洋科技创新必不可少。然而，“科技往往是一柄双刃剑”(第2页)。它既可以造福人类，又可能为人类带来灾难。作者目睹人类过去由于盲目推崇科技进步而造成的环境恶化、生态失调的灾难性后果，内心充满强烈的忧患：“君不见，如今的海洋已大面积地遭受严重破坏，众多海湾将成‘死海’，鱼虾蛤蟹协菌带毒，海面油污狼藉。甚至在不少海区，所有的海洋生物行将灭绝!”(第21页)“本来蕴藏着丰富的食品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和旅游资源，繁衍生长着无数生命的蓝色大海，已经遭到了程度不同的破坏，不少海区污染严重，在那里，海水不再蓝，海鲜不再鲜，海边的空气不再清新，海滨浴场甚至竟然是黑兮兮、油糊糊一片!”(第223—224页)作者指出：“科技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有些掌握了科技的人缺失了人文自觉和人道精神”(第6页)。因此，必须通过海洋文化的建设来“强化人们面对海洋的人文意识、人道意识、审美意识、幸福意识，并为此提供民主的和法制的保障机制”(第13页)。要用人文来为海洋科技“导向”，要把它引向“人文、人道、社会审美和使人类获得幸福感的方向”(第13页)。正是出于这样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人类未来生存与发展的终极关怀，作者呼吁：“宣传我们的海洋，善待我们的海洋，保护我们的海洋，普及海洋知识，强化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保证海洋事业合于文明轨迹的可持续发展，应是我们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第15页)。

《海洋文化与社会发展》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海洋文化”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开始进入学术研究的科学轨道。虽然它在资料取证方面尚显单薄，但毕竟先声夺人，提出了一些富有原创性的观点，这对于推动海洋文化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相信不久的将来，“海洋文化”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成为新时代学术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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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曲金良：《海洋文化与社会》．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文中再引此书只注页码。

② Otto Brunner/Wemer Conze/Reinhardt Koselleck (Hrsg.),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ehe in Deutschland, Band 7, Verw-Z, Stuttgart: Klett-Cotta 1992, S. 684.

③ 杨国桢主编：《海洋与中国丛书》总序，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孙立新，中国海洋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