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先生于《汕头释名》中指出：“鮀浦有沙汕头之名，始见于明翁万达《与姚巡按书》云：”鮀济河跨揭之鮀浦，其地西北距蓬洲所城，为海、揭下流洲西二溪夹而入海。岸有沙汕头脊出，横激巨浪，滔涌拍天。‘……乾隆周(硕勲)《府志》：“康熙五十六年建沙汕头炮台’。蓝鼎元《澄海县图说》云：……‘在海中则有大莱芜、放鸡山二炮台，在各港则有溪东、沙汕头……诸炮台。’又《潮州海防图说》云：”澄海出师，不过沙汕头。‘又云：“……商艘往来，不过旗岭、汕头、神泉、甲子。’沙汕头简称曰汕头，始见于此，清初已为船舶必经港口矣。……澄海李志：”嘉庆十四年六月海盗朱渥入沙汕头焚劫商船‘。又云：“邑自展履以来，海不扬波，商贾鉅富，卒操奇赢，舆贩他省，千艘万舶，东西两港以及溪东南陇、沙汕头、东陇港之间，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万计。’可见未辟埠前，汕头地位之重要。盖自复界后，遂日趋繁荣也。”
可见汕头未开埠前，其地理位置早已具粤东商港的实际作用。而老谋深算的英国殖民者，揆之《中英天津条约》中，同时被指定为通商口岸的台湾、琼州、芝罘、牛庄诸地，个个都是优良港口，又具战略要地的作用。英国殖民者于1840年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之后，既割去香港，作为其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其长远图谋，就是再染指中国的台湾岛、海南岛(琼州)、山东烟台(芝罘)及辽宁营口(牛庄)和潮州府的沙汕头港 .而汕头港与南澳岛隔海对望，控制此处即可扼闽、粤之咽喉，进而与台湾互为犄角，形成出入南太平洋的一大门户。这样，英国的商船和军舰便可在中国的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甚至内河长江横冲直撞，从领海至内河长江之控制权便操诸英国殖民者之手。所以，将沙汕头作为粤东主要的海港，显然就成为英国殖民者对华沿海经济和军事战略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实，在英国觊觎潮州府汕头港，并于咸丰八年(1858)五月十六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之前，美国早已盯上粤东这一良港。就在这年年初，美国驻华公使列威廉在写给美国国务卿加斯的报告中特别提及汕头，内中说：“汕头是厦门西南约一百英里的一个口岸，它是未经条约承认(对外开放)的，这是阁下知道的。那里进行着大量的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香港的报纸定期刊登汕头的船期表。”
美国驻华公使列威廉写此报告之时，中美、中英、中法三个《天津条约》尚未签订，汕头尚未正式开埠。但其时香港与汕头的海上航运已有定期航班。这有力地证明汕头在未正式开埠之前，已经是粤东颇具规模的航运港口，同时也是一个商品贸易的集散地。应该说，此时的汕头，实际上已经成为粤东最重要的港口和商埠。而最早向清廷正式提出将汕头列为通商口岸者，正是这位美国公使列威廉。据清室档案史料记载，咸丰八年(1858)三月二十三日大臣谭廷襄送交军机的秘档，就是美国公使列威廉提出的“米利坚条款”。其中第三款第三条就将包括“潮州的沙(汕)头”在内的若干重要的港口列为通商口岸，还说：“……嗣后中国必须于沿海添设外国贸易港口，现有数处，早经私开贸易，咸可立为通商正港，则商贾安分，而为中国之益。如粤之琼州、电白、潮州之沙头，闽之泉州、台湾之淡水，浙之温州等处，虽未奉有开港明文，然贸易亦已不少，土人大获其利。若此，各港并其它港口，均应定立开设章程，则国课可增，而不法之徒可弭矣。”
在上述史料中，可知稍后次第签订的中美、中英、中法(按：此三条约于1858年咸丰八年签订)、中德(1861年咸丰十一年签订)、中葡(1862年同治元年签订)五个《天津条约》中所写的“潮州”，实际上指的就是潮州府的汕头港。而同治二年至三年(1863—1864)先后签订的《中丹天津条约》、《中荷天津条约》、《中西天津条约》、《中比天津条约》，以及同治五年(1866)签订的《中意北京条约》、同治八年(1869)签订的《中奥北京条约》，在通商口岸中，都直书汕头而不名潮州。至此，汕头作为粤东最重要的港口和商埠，其经济地位已脱颖而出。所以，汕头的开埠，是在西方列强纷纷从西洋、东洋四面八方前来侵略和掠夺中国，同时西方的资本、经济贸易、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等，也大规模跨海纷至沓来，对中国施行全面的冲击和影响;而清末的局势，也促使国人谋求变革以自强。在这种国际国内的大环境中，汕头由于其在粤东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必然脱颖而出，成为粤东现代最重要的海港城市。
那么，汕头的地理位置究竟重要在哪里呢?这就需要了解其在粤东地区对内对外的地理形势。对此，1933年出版的《汕头市概述》有极精当之描述：“汕头位于北纬线23度10分，东经线116度39分。原属澄海县西南端之一埠市。东北距离厦门海程132哩，西南距香港海程184哩。居中国东南部之极端，为岭东之门户，亦潮、梅商品出入口之要港。其通于内地者，北至澄海，东通潮阳，东南临大海，对南洋群岛有船舶可通。而澳、港、津、台、厦等处，樯楫相接，交通便利。至潮州、潮阳、揭阳、澄海、饶平、普宁、惠来、丰顺、大埔、南海、梅县、平远、五华、蕉岭、兴宁等十五属，上游龙川、紫金、连平、和平、河源、福建之长汀、上杭、宁化、连城、清流、永定、武平、归化、江西之兴国、浔邬、瑞金、会昌、雩都、宁都、石城之交通，亦以汕头为总汇也。其能发远至于今日，非偶然也。”
因此，以地理经济而言，于清代之际，汕头于粤东地区的重要性已取潮州而代之。而更重要的是，汕头的开埠，是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海洋文化的氛围中诞生的，同时也处于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历史变局的时代大环境之中。其时中国由于满清统治的腐败落后，处此危急存亡之秋，先是被动应变，后是主动求变。“西学中用”、“师夷长技”以求变自强的种种观念，成为彼时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想潮流。因此，从社会学的客观角度来说，清朝末年，潮州府城可谓为粤东封建主义的堡垒，而汕头则是粤东资本主义的摇篮。毋庸讳言，后者乘时代之长风，具新兴之气象，一日千里，自此勃兴于岭东大地。杨群熙先生在其辑编的《潮汕地区商业活动资料》一书中指出：“汕头开埠设关之后，逐步取代潮州府城而成为潮汕商业之中心。”他并在书中引用《潮海关史料汇编》有关汕头的进出口贸易资料，内中说：“进出口贸易方面，由于海洋交通的方便，汕头与本国沿海各省及南洋各地的贸易往来日益发展。据海关统计，1864年由国外输入货物总值为391万多银元，由国内各港移入者为452万多银元;对国外输出额为16万多银元，对国内各港移出额为476万多银元;全年进出口贸易总值为1336万余银元。此后，出入口数额逐年有明显的增长。1880年进出口贸易额2127万海关两;1899年达到4569万海关两。”
由上可知，出入口贸易的繁荣，正是汕头海洋文化成功的体现。尤其在汕头市正式建置之后，汕头的海上商业贸易达到空前的鼎盛期。此处仅从《潮海关史料汇编》提供如下几组数字的比较，就可看出这段期间汕头的海上经济文化是如何蓬勃的发展：“1899年汕头口岸进出口船舶仅2千多艘次，1930年达13万多艘次;1905年进出口贸易额为4898万多海关两，1923年为8190万多海关两，1933年达16073万元。1932—1937年每年往来外洋船舶吨数均占全国第三位。”
上述史料极为重要，因为我们藉之了解到，其时汕头市的海上商业贸易不仅为粤东之冠，而且上世纪三十年代连年于往来外洋船舶吨数方面，均在全国名列前茅。这就极为明显地突出了汕头市于粤东地区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饶宗颐先生总纂之民国《潮州志。商业志》中，对汕头之崛起与发展有极为剀切的论述：“其时欧人航海来华贸易者日众，濒海得风气之先，新商业重心之沙汕头爰告崛起。洋船昔之泊于樟林港者，亦转而泊于沙汕头。人烟辐辏，浮积加广，交通既便，遂取郡城商业地位而代之。迨咸丰八年(1858)中英缔结天津条约，初定潮州(沙汕头)与台湾、琼州、芝罘、牛庄开辟为商港，同治纪元(1862)改潮州为汕头，同治三年(1864)设立海关，举凡潮州出入口贸易，皆以汕头为吐纳。若(潮州)郡城、樟林、东里等处虽有遗存商业，仅同转驳之站，已降而为附庸。”
由于汕头其时在商业经济上在粤东已居主导地位，因此逐渐在政治文化上也取代潮州的主导地位。兹录饶先生民国《潮州志。大事志》有关汕头经济及政治地位确立之相关史料，以知梗概：清咸丰八年(1858)辟沙汕头为商埠。
咸丰十年(1860)英国设领事府于汕头。
同治三年(1864)始设海关于沙汕头。
同治六年(1867)汕头初设汽船公司。
光绪元年(1875)台湾省于汕头设招垦局。
光绪十四年(1888)冬十一月议定汕头华民出洋章程。
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筑潮汕铁路。
光绪三十一年(1905)汕头总商会成立。
宣统三年(1911)三月汕头同盟会成立。
民国八年(1919)冬刘志陆设汕头市政局。
民国十年(1921)三月汕头成立市政厅，与澄海分治。
民国十五年(1926)汕头银庄纸币实行保证制(原文按：潮州银业以汕市为中心，……由汕头总商会组保证会，令各银号以不动产作保证) .民国十六年(1927)春汕头审判厅及各县分庭一律改组为地方法院。
民国十七年(1928)设潮梅地方法院于汕头，改各县法院为分庭。
至此，汕头在经济、政治及法制上，已在粤东地区居主导地位。及后之历史演变至解放前的绝大部分时间，粤东地区之地方建制，基本保持汕头居主导地位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