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研究普陀的人文精神，应符合植根历史、体现现实、引领未来的要求，从社会文化、地理环境、改革开放实践以及时代背景四方面考虑，我认为从海洋传统文化着眼，围绕普陀人民耕海牧鱼的生产方式所容铸的融和致远、团结协作、同舟共济的优秀品格，"贵和"传统是普陀人文精神的核心和要义。"天人调谐，和而不同"，贵和执中的"贵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贵和"追求和谐，崇尚和美；"贵和"见利思义，推已及人；"贵和"团结协作，合力同心；"贵和"兼容并蓄，有容乃大。因此，我们要用时代潮流和谐发展的战略眼光聚焦普陀。
--用"自然眼"看普陀：自然生态的和谐，是普陀海洋文化之显著特征之一，它的海域、地理位置"南亘瓯闽，北接登莱，西通吴会，东控目本"，处于我国运输重要的枢纽中心，是我国重要的海上门户；400余个大小岛屿，散落在万倾碧波之中，犹如颗颗璀灿明珠，在东海焰焰生辉，透射出灵气、大气和豪气。普陀海底地形坡度平缓，土质软粘；近海坦荡开阔，近岸低盐水系与外海高盐水系交融汇合，水温、水流、潮差等水文条件宜于海洋生物繁殖、索饵、越冬；港湾航道优良，岛屿地质稳定，山脉走势平和；六横、桃花、朱家尖等岛屿的农耕文化与渔（盐）耕文化相得益彰、有机结合，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等等，无不体现普陀天造地设、自然和谐的地理环境所折射的"贵和"执"中"之精神。
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山谓之静，水谓之动，四面环水、四海相通的普陀，大海、岛礁、港湾、滩涂，互相映衬，因海洋的广阔与一望无际表现出大气与开放的姿态，又因海洋无法私人占有而形成公共观念，密切了人间关系。历代人民耕海捕鱼、理山治水的劳动智慧和结晶，镇守海疆抗御外敌的英雄斗争史迹，以及在动与静的对立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至今仍是普陀人文资源的永不衰竭、不断萌生发展的源泉。
--用"宗教眼"看普陀：普陀是观音道场的所在地，生活在汪洋大海、系命于风口浪尖的广大渔民是其基本信众。观音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大悲心肠，怜悯一切，救危济苦，普渡众生"的信念，深深的影响着普陀民众的价值目标，道德规范、思维模式、民俗风情。观音文化追求世界和谐、人心安宁之道，引导人们由个体而地区而国家而天下，辐射世上每一颗人心，扩大每一个微小的善念，最终实现"心净国土净，心安众生安，心平天下平"的圆融详和境界。由此影响，普陀历来开放与包容并存，不仅接纳来自各地的移民，而且也接纳了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清光绪元年、三年和民国七年、十一年，先后有沈家门、朱家尖、展茅、六横、虾峙等地建立天主教堂；同时，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左右，有美国传教士将基督教传至沈家门、六横、桃花等岛，开设教堂4所，教徒、慕友600余人。偏远一隅，弹丸之地，中西文化相互交融，兼容并蓄，宣示了普陀人儒学思想之自信和气度，同时也显示了普陀和合、和顺、和气、和睦、和美、和谐、"和而不同"的地域特质。
--用"历史眼"看普陀："万艘渔舟泊港湾，十里桅樯蔽天日"。自古以来，普陀作为全国最大的舟山渔场中心，云集着来自辽宁、山东、江浙沪闽及广东等地的渔船渔民。清康熙年间开放海洋，设定海等海关"五口通商"，每年四、五月间渔汛期，沈家门渔港就有数以万计渔民"停泊晒鲞，殆无虚地"。据清光绪三年（1877）不完全统计，经常停泊沈家门港的渔船，有近2000艘。至民国十三年（1924）沈家门渔港"帆樯如林，街衢廛舍，鳞次栉比"；1936年3月9日，上海《申报》在指出定海渔业，冠于全国的同时，更是赞誉"沈家门地方，尤以渔民荟萃之区，每届冬汛，有大对船1200余对，放洋采捕。"加上其它各类作业类型的渔船和冰鲜船，自然更会大大超过以住船舶的集泊规模。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全国海洋渔业的中心，沈家门渔港成为沿海各地国营渔业公司的渔轮和群众渔业的渔船高度汇集的港区，经常靠泊进行船网工具修整、生产与生活资料补给的渔船就达近万艘，生产渔民和"支渔"干部及各行业员工达10万人以上。在为众多异乡他人提供生活、生产、经营的全方位服务基础上，普陀人秉承"礼之用，和为贵"的传统美德，做事不走极端，遇矛盾求大同存小异，与外乡人团结协作，同舟共济，和睦相处，共同为普陀的安定、发展、昌盛作出了贡献。
在普陀43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来自省内温、台、甬及闽、粤、沪、胶等地的17个民族，有蒙古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衣族、满族、瑶族、白族、土家族、黎族、畲族、纳西族、朝鲜族等，占我国56个民族总数的32%。他们世世代代在海岛生育繁衍，耕作捕获，已将祖传的各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如服饰、饮食、居住、礼仪、信仰、禁忌、婚嫁、寿丧等多元文化，与本土融为一体，同耕海相伴终生。如此众多民族集聚偏远海岛，长期以来鲜为人知，从另一侧面印证了普陀人大海般宽广的胸怀和"宁静致远，内敛不张扬"的大度境界。
从早期的"黄公酒熟扶桑晓"，安期生避难于东海、徐福求仙、鉴真东渡，被日本学者学屯田丰八誉为"十六世纪的上海"之双峙港，成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婆罗洲人、琉球人的安全地带，"一派和平景象"，到近代"春日丸"，"里斯本丸"事件，至当代承载百年中瑞情缘的"哥德堡号"造访、"绿眉毛"扬帆运航、渔民画飘洋过海赴法、德、美、日等国交流，莲花洋畔菜花岛上"不肯去观音"的故事演绎，沙雕节和民间民俗大会笑近东西方宾朋等等，充分显示出普陀人开放与兼容并存，继承与创造统一，追求着眼长远，亲仁善邻，"协和万帮"的"贵和"精神。
--用"民俗眠"看普陀："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特殊的地理环境，充满风险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潜在的"贵和"意识和习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的观念深深地植根在普陀人的思维领域中，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见利思义，推己及人，相互帮扶，合力协作，同舟共济等等，经年累月，相演相嬗，形成了涵盖岁时节令、衣食往行、婚育寿丧、生产贸易、交际礼仪、娱乐游艺等等方面传承不衰的良风厚俗。
礼让--海上行船，两船相遇时，大船要让小船，顺风船让逆风船；同是逆风，橹前船让橹后船；渔船下网后，航行的船让坐港船的锚地，后下网的要让先下网的船，停泊的船应让正在捕捞的船。陆地上行路要：空手让挈篮，轻担让重担，挑担让车轿。唯一例外的是车轿让渔贩，车轿、行人一律让渔贩先行，使新鲜的鱼虾及时送到集市或村岙。
救险--渔船遇险，周围渔民都要尽力搭救。遇难船只白天在桅顶挂起破衣，晚上点起火把，或敲打石盘铁锅求救。其他船只见到信号，即全力救援。救护船靠近遇难船只时，先抛缆救人，后带揽拖船。有人落水，则当救不辞。如遇浮尸，捞上后用镶边篷布蒙住死者眼睛，无主尸运回后，给予收殓，葬于义冢地。燃灯导航，义行善举；建于清光绪九年（1883）的小板灯塔，青浜绅士捐献二百余担谷购买灯油，在石柱山临海处燃灯导航，二百余年前，中街山渔场庙子湖岛，燃篝火导航的陈财伯，传为美谈。
礼客--海岛居民对上门求宿的异乡客商或避风灾民，都给予一宿二餐的礼待。人口不多，居住集中的小岛，往往一家有客，全岛接待，借房间，借被褥，不分彼此。
帮工--邻里遇有婚丧、造房、打船等大事，都会自动义务帮工，不论亲疏，直到事竣为止。
搭便船--解放前，小岛间固定航（渡）船不多，各类船只都允许路人搭乘，有的还免费供给膳食。
诸如婴儿满月，放在红脚桶内，推入潮水，让婴儿弄潮戏水，寓意结缘大海；产儿胎盘放入瓶甏漂海，以示四海为家，亲近海洋等等，蕴藏着厚德载物、宽厚善良、义薄云天、人海一体的亲和、务实、内聚精神的历史积淀，文化存储，是一面映照普陀人文精神的折射镜。
无论是仰以察古，还是俯以观今，人文精神脱胎于人文，经过历史积淀，时代赋予其人文关怀与科学理性的崭新内涵，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有利于培育创新精神，有利于形成区域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文化力的提升，有利于提高普陀人的整体素质。普陀的多元文化这一种子，在湿地滩涂这一特殊的泥土中孕育发芽，生根开花，这是普陀人的福份；继而结出了包裹海洋文化之魂的果实。在大海之魂的驱使下，漂泊之根让普陀人民更容易放下历史的包袱，塑成宽大宏量、允许失败、善于创新的包容精神；海洋文化的提前感知，使得普陀人民在与大自然力量的对抗中，炼就了敢闯敢冒、坚忍不拔、勇于争先的进取精神；这些文化基因始终流淌在普陀人民的血脉里，体现在普陀人民耕海、闯海、亲海的行为中，完善了普陀人文精神的具体形象，即就是乘风破浪的开拓意识、海纳百川的开放气质、敢为人先的开创动力、快乐人生的开朗性格，而这一切，都源于"和"能生财、"和"能致祥、"和"能聚力及"和"不排异、"和"不苟同、"和"不畏恶的中华民族的"贵和"传统的营养滋润。从这个角度看，根据特色鲜明、通俗易懂、简明上口、民众认同和区别于其他海洋区域人文精神的基本原则，"贵和"传统应是普陀人文精神的内核和要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