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居东亚，幅员辽阔，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负陆面 海”的国家，版图包括有 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和所 辖之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四大海域，以及沿海各岛屿、 礁石在内的 300 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数千年来正是在 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丰富的资源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为中华民 族能够立足于世界之巅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并孕育出了 中国早期的海洋文明。
据考古学者考证，早在数万年前生活在中国这片古老土 地上的原始先民即已经开始与海洋有所接触。 1930 年考古学 家在今天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山顶洞人的遗 址。据考古表明，距今大约 1 万 2000 年前左右生活于旧石 器时代的山顶洞人就开始与海洋有所接触。在对山顶洞人遗 址的发掘过程中， 除了出土了丰富的装饰品， 如穿洞的兽牙、 穿孔的小石珠等之外，还有一些钻孔的鲩 鱼眼上骨和穿孔的 海蚶壳等被发现。特别是鲩 鱼眼上骨的出土，表明了在山顶 洞人生活的旧石器时期已经具备了捕捞水生动物的能力，而 经过加工的海蚶壳的出土则证明了此时的山顶洞人已经开 始与海洋有所接触。
新石器时期，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河姆渡文化 （主要在今浙江省地区） 。经考古工作者对河姆渡文化遗址 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鱼、龟等遗骨，以及木茅、鱼骨镖等 渔猎工具。特别是柄叶连体木桨（只发现船桨，未发现舟） 和“有段石锛”的发现，证明了生活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在 河姆渡文化哺育下的中华民族祖先已经于新石器时期即具 备了制造独木舟泛海弄潮的能力。另外，在距今 6000 多年 前的中国沿海一带及沿海各岛屿上还发现有大量被早期中 国古代先民食用之后所遗留下来的贝壳堆。后经考古学家证 实这些被食用的贝壳多生活于海洋之中，考古学界称这些遗 留下来的贝壳堆为“贝丘遗址” ，而日本学者则称这些遗址 为“贝冢遗址” 。这些遗址主要分布于中国的沿海一带，较 著名的有福建的“昙石山贝丘遗址” 、广东的“陈桥贝丘遗 址” 、海南的“陵水新村港湾贝丘遗址” 、广西的“马兰嘴贝 丘遗址” 、辽东半岛的“小珠山贝丘遗址”等等。由于贝丘 遗址多位于海、湖泊、河流的沿岸地区，根据贝丘的地理位 置和贝壳的种类变化，除了可以帮助了解古时的自然条件、 生活环境之外，还足以证明生活于中国古代沿海地区的早期 先民已经对海洋进行过有组织的探索，并掌握了获取海洋里 丰富食物资源的能力。
在中国历史上被广为流传的三皇五帝时期（应相当于新 石器时代晚期） ，后人所作的史书也多对这一时期的船舶发 展及海外交通的情况有过文字资料方面地阐述。如西汉时期 的淮南王刘安在其所著的《淮南子》一书中就有“燧人氏以 匏济水，伏羲氏始乘桴。 ”这一记载，证明了中国造船浮水 时间之久远。 《周易》中的“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 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 ”之说，则是对三皇五帝时 期的造舟方法和对舟船的广泛利用价值的肯定。另外三皇五 帝时期还大力发展与海外的关系，并将生活于海上的诸民族 统称为“岛夷” 。按《尚书·禹贡》中有“岛夷皮服。夹右 碣石。入于河。 ”的记载，可以知道早在帝瞬统治时期生活 于中国周边一带的海上民族就已经开始用皮服向中国进贡， 其交通路线大致为经渤海至碣石山（今河北抚宁、昌黎一 带） ，再入黄河，最后到达当时的政治中心“冀州” （今山西 与河北西部）《尚书》中“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 。 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之记载则是对生活于中 国东南方向诸岛上的居民所穿之服饰、进贡之物品、及其进 贡之路线所做的介绍。故可知中国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开始 与海外诸国发生交通联系，而史料中所述之“岛夷”则很可 能也包括有今天生活于台湾地区的原住民之祖先。
夏代以后，中国与海洋的接触较之于原始社会时期更显 频繁，此时的中国泛海能力不但得到了进一步地提高，而且 还掌握了更为先进的捕食海洋生物的能力。并有更多的文字 资料对其中的一些活动有过记载。如《竹书纪年》中有“帝 芒，元年壬申，帝即位，以玄圭宾于河。十三年，东狩于海， 获大鱼。 ”的记载，这是对早在夏朝时期中国就已经具备了 进入深海捕猎大鱼能力之阐述。 《诗经》中所载“玄王桓拨， 受小国事达，受大国事达。率履不越，遂视即发。相土烈烈， 海外有截。 ”则表明了商汤的祖先已经开始泛舟荡海并与海 外有所联系。
殷商以后，中国则开始建设海港，以进一步加强与海外 的交流。如《史记·货殖列传》中“番禺，亦其一都会也， 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的记载则就是对我国殷商 时期的早期海港——“番禺港”进行海外贸易交换产品情况 之记述。另《尚书·立政》中的“方行天下。至于海表。 ” 的记载，则是对西周时期中国的版图、疆域已经沿及到了今 天沿海一线的证明。
春秋时期，中华民族不但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呈现出了 “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而且在对海道的利用和海洋的探 索方面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汉代袁康所著的《越绝书》 中对春秋时期的越国就有“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 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 常性也。 ”记载，此虽为越王与孔子间的对答，但却足以彰 显出春秋时期海道、舟船对越国的重要程度及广泛的利用情 况。而孔子在传播其思想主张之时，也曾有“道不行，乘槎 浮于海。 ”的想法。另外《说苑》中所载： “齐景公游于海上 而乐之，六月不归。 ”则证明了春秋时期的齐国上至一国之 君也多乐于从事对海洋地探索。
春秋时期的各沿海诸侯国除了重视对海洋的探索之外， 相互之间还颇为重视对各自所属海域利益之保护。如地处山 东半岛的齐国、位于长江下游的吴国、雄踞于钱塘江流域的 越国等濒海诸侯国为了保护自己的沿海利益，已经开始萌发 对海权的认识，并着手组建了一定规模的海上武装。仅越国 就拥有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的强大海上力量。同时春秋 时期还爆发了大小水战无数。如《左传纪事本末》记载： “徐 承率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 ”这是公元 前 485 年，时称“海王之国”的齐国与另一海上强国吴国在 中国黄海海域发生的海战记载，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文 字记载的海战。春秋末期，由于吴、越两国均濒临东海，水 道相通，且都拥有强大的舟师部队，故为了争夺海上霸权， 两国之间频繁爆发水战，后终在公元前 482 年越国以强大的 海、陆两军协同作战，攻灭了吴国，结束了吴、越两国长达 数十年的海上争霸。
战国时期，中国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所处的这片土地只 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认为在海的另一面还有一片更为广阔的 天地。如中国古代著名的阴阳五行家邹衍就“以为儒者所谓 中国者， 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 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 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 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 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 ”这些说法虽 不尽准确，但却体现出了战国时期中国人民就已经拥有了远 渡重洋，放眼看世界的博大胸怀。
战国时期虽然各诸侯国之间所爆发的大规模兼并战争 多以陆战为主，但此时的水军发展亦未曾停滞。战国时期的 秦国最终能够统一中国，除了得益于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 外，也还得益于有一支每船可以装载五十名士兵，三个月粮 食的强大楼船水军从水路的协从作战。另外，从近代以来出 土的部分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中也可以窥伺出战国时期舟船 的发展情况。如 1935 年在河南省汲县山彪镇战国墓中出土 的“水陆攻战纹铜鉴”的上就绘有战船的图纹。按该战船图 纹所绘，为甲板一重，并分上下两层。上层多为水军将士用 以擂鼓、射箭为战时之所，下层则为桨手操控战船及日常生 活之所。 “水陆攻战纹铜鉴”的出土基本还原了战国时期水 军战船的原貌，对我们今天研究战国时期的舟船发展情况具 有重要的借鉴价值。